分配不合理對宏觀經濟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消費持續下降，進而帶來經濟發展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這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發展方式。
我國的居民消費，跟世界的平均水平比差距很大，跟自己的歷史對比，下降速度也很驚人：70年代中國的最終消費中的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是60%多，現在是35%多一點。因此需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擴大消費，讓經濟增長更多地依賴消費，這樣才能轉變發展方式。
國民收入分配當中的問題，其實從建國之初就已經形成，國家經濟落后，大家要勒緊腰帶搞建設，消費被當成了追求享受、奢靡浪費。改革開放后思路有改變，但變化不大，還是要集中資源上項目，追求高投資高增長。
一位著名分配問題專家曾用“三個集中”和“兩個特點”概括我國現階段收入分配領域的一系列問題及其原因：三個集中就是現在我們的收入分配在政府和民間比較來說，向政府集中；在勞動和資本比較、在勞動報酬和資本收益比較來說向資本集中；在競爭性行業和壟斷行業的比較來說，向行政性壟斷行業集中。兩個特點一是中國勞動力市場確實存在著供大于求的特點，二是勞動力市場實際上是由政府主導，或者說在勞動力資源配置方面，還沒有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這是很深刻的見解。
對于分配向資本集中的問題，有人提出，如果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提高，現在大量的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的產業就會失去存在的空間，就業等相關問題就會集中爆發，這是收入分配問題難以改善的一個很硬的約束，因為大幅度提高勞動者報酬，就意味著中國長期以來所依賴的低勞動力成本的競爭優勢就會削弱，在科技方面的優勢還沒有形成之前，我們在國際競爭當中就無所依靠。
中國是一個勞動力很多的國家，如果讓資本所得下降，大家都不愿意去辦企業了，企業家人數減少，企業數量減少，勞動者的就業崗位就會減少，勞動者的收入水平還會下降。這成了中國分配政策的兩難選擇。但問題在于，事實證明這種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的產業是不可持續的，低勞動力成本的競爭優勢也不可能無限期地維持下去，調整和轉變是唯一出路。
提高政府收入，這曾經作為一項重大戰略被擺在國家事務的重要位置。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提高兩個比重，第一個比重是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第二個比重是中央財政占全國財政的比重。經過這20多年的努力，目前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經從百分之十點多上升到20.4%。我們現在到了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的時候了。這是一個戰略性的轉變，沒有這樣一個轉變，就沒有發展方式的真正轉變。
第二個轉變是提高勞動報酬占企業分配中的比重。鑒于大多數民營企業資本所得與勞動所得雙低的現實，大幅提高勞動報酬勢必進一步減少資本所得，國家對此持謹慎態度是可以理解的。國家頒布新《勞動法》和最低工資標準，已經表明了政府態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遏制實際勞動收入繼續下滑趨勢的作用，力度的確不宜再大。我們期待那些仍處于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行業或國際產業鏈低端的民營企業轉型成功，更期待這些解決了我國大多數城鎮就業和富余農村勞動力就業、在市場競爭中苦苦掙扎的中小企業，能得到國家在稅收、資金等方面的更多支持，使之不再成為拉低全國平均勞動報酬的淵藪。當然，政府能做的還有很多，比如進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機制，為勞動者的合法收入提供法律保障，落實勞動者集體談判的合法權益，提高工會在代表職工利益方面的相對獨立性等等。
第三個轉變是建立和規范國有企業分紅制度。這是政府最容易做也是最應該做的一件事。壟斷企業基本都是國有企業，很多壟斷企業已經上市，今后還有更多的企業要上市，國民享有利潤分配權，這是有充分理由的。目前國家作為出資人應該將分紅用于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縮小收入差距。
第四個轉變是政府應該把大量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用于經濟發展的資金，更多地轉變為用于向全體公民提供養老、醫療、免費教育等社會保障，提高保障水平。這是國民收入二次分配的最經典、最本原、最規范，也是最有意義的功能。我國用于養老、醫療、教育這三個方面的支出占政府總支出的比重跟世界上人均GDP三千到六千美元的國家平均水平相差很多，政府把大量的收入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支持國有企業的發展。老百姓因為未來生活當中有很多不確定性的問題，即使有錢也不敢消費。
總之，在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關鍵在政府，而首要問題是解決指導思想的問題。改革開放初期到現在，在收入分配問題上我們的指導思想一直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了今天這個階段，指導思想要做重大調整，就是兼顧公平和效率，在這樣一個大的指導思想下，政府采取措施才能是有的放矢的�！�(作者單位：中共�？谑形h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