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的城鎮化進程，有專家提出了“小城鎮”方案，即以“小城鎮”尤其是新建的“小城鎮”來吸納在一線城市中“告老返鄉”的農民工。這樣的政策設計還有“調查數據”作為依據——問農民工：“將來年齡大了，在外打工做不動了，有什么考慮？”回答常常是：“趁現在做得動，存一筆錢，將來回老家去開個小店”——這樣想的農民工確實不少。所以，以星羅密布的小城鎮代替一線城市來作為農民工養老之地，這樣的政策思路看起來順理成章。
　　但問題在于，即使農民工終其一生勞苦，能夠積累起來的資金也不會太多。將來回家到小鎮上買房子，開小店后，應該也就所剩無幾了。如果整個小鎮聚集的都是這樣的“市民”，那么，誰是小店的顧客？或者說，誰是小鎮上的消費者？進一步發問，這些小鎮的生計乃至生機究竟在哪里？
　　我們可以到中西部地區去看一看，那里似乎本不缺乏縣城、小鎮，可那些小城鎮現在有幾個是生機勃勃的呢？破敗衰落的倒比比皆是。為什么？那里缺少的就是就業，就是可持續生計。于是，年輕力壯的后生，即使有城鎮戶口，同樣得外出打工。
　　更值得擔憂的是，對于中西部農村地區而言，一線城市“土地財政”的神話剛剛使那里的領導干部“覺悟”，有多少地方當局正在躍躍欲試；如果加上政策的激勵，“小城鎮建設”即刻遍地開花，這是指日可待的。但是，在一線城市已經成為痼疾的強征強遷也會隨之不脛而走。
　　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經驗表明，城鎮化的發展實際上是社會化、市場化的大生產發展的結果。東部沿海地區，尤其是長三角和珠三角的經濟區和城市群的發展，與其經濟的高速發展是相匹配的。如果我們注意觀察，會發現城市群的發展往往會滯后于經濟發展。對于本地的和外來的“農民”而言，當他們的生產方式由傳統農業轉向社會化、市場化的大生產時，就會逐漸放棄原先的生活方式，完成從農民向市民的轉變。因此，才有“城鎮化”的需求乃至市場。
　　如果我們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為追求“城鎮化率”而先城鎮化，再工業化，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無疑是揠苗助長。沒有可持續生計作為基礎的城鎮化恐怕會成為21世紀10年代的新的“大躍進”。
　　綜上所述，中國社會確實需要城鎮化，但不是停留在“統計意義”上的城鎮化——既不是名義上以“常住人口”實則是以“兩頭(未成年和老年)在鄉”的流動勞動力為統計口徑的“城鎮化”，也不是名義上以“城鎮戶籍”實則是以無可持續生計為代價的“貧民化”的“城鎮化”。
　　城市社會學的理論表明，城鎮的基本功能或首要功能應該是以社會化、市場化的大生產為一方百姓謀生計，但這一點常常被忽視。以這個理念為基礎，中國的城鎮化必須以經濟發展為大背景，以就業和生計為先導的，以深度的社會結構變遷為目標的。因此，這就要求中國的一線城市必須要以開放和包容的姿態敞開胸懷，接納并改造“新移民”；同時以自己為原點和龍頭向外擴張，開發出成片的日益富裕、繁榮的城市群落和經濟區域——這才是中國城鎮化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