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世界經濟過去的高增長是非常態的高增長，長期里，將回歸常態增長，于是我們的外需增長也將回歸到常態水平。對于中國這樣一個需要參與國際大循環發展經濟的大國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約束。因此，國內消費需求變得至關重要。
　　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教育的社會化程度，改革醫療、失業、養老保障制度，增加政府轉移支付，當然會增加消費傾向。但是，由于中國龐大的人口數量，要達到使消費傾向有顯著增加的程度是不能承受的。短期里，政府可以通過諸如家電下鄉、農機下鄉等政策來刺激消費，但是這些政策和措施的作用到底有限，而且也不可能持久。向前看，政府再也沒有像房地產市場、汽車市場那樣的巨大存量需求可以開發利用了。短期里，政府可以通過增加投資來增加國內需求，但是長期中，投資又會變成新的供給，而可以形成新的增長點的投資領域并不多。基礎設施投資由于大型機器設備的使用，對于增加就業，促進廣大中下層人民收入增長的作用也不會顯著。要增加消費，核心仍然是增加收入，特別是廣大中下層人民的收入。
　　首先，這是一個轉軌國家的制度制約問題，而不是一般市場經濟國家的消費傾向不足問題。國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的比重過高，土地等重要生產要素國家所有，以及上游產品壟斷經營等等嚴重制約了個人和家庭的收入增長。這些都不是需求管理可以解決的問題，而是要通過改革制度才能解決。但是這些領域的改革越來越困難。
　　其次，這又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的發展問題。廣大中下層人民收入的提高，最終要依靠制造業來實現。然而今天的經濟是耐用品經濟，其特征是生產能力超過消費能力，為此需要外需吸收我們的勞動密集制造品。現在面臨外需減少，這就構成了矛盾。好些人認為農村存在巨大的存量需求可以開發。但實際并不是。追根溯源，不僅農民將來之收入提高依賴于制造業，就是他們既有的收入也是來自于制造業。邏輯上，我們要靠工業發展來讓農民富起來，而不是通過農民的消費來吸收工業的巨大產能。
　　外需回歸，于是需要增加國內消費，而增加國內消費，歸根結底需要增加百姓收入，這又離不開外需對于我們勞動密集制成品的吸收，經濟就是在這樣的“怪圈”中行進。為此，維護匯率穩定是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目標。
　　既然世界經濟過去的高增長是非常態的高增長，長期將回歸常態，與此相適應，我們的外需增長也將從非常態回歸到常態，那么中國經濟必須調低增長預期。無論從需求方面看，還是從供給方面看，曾經8%以上的高增長的經濟環境已經發生了改變。未來中國經濟將會告別8%以上的高增長時代，很可能會回到一個7%左右的中速增長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