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利佛·斯通的經典電影《華爾街》中有一句名言：“貪婪是好事。”電影上映20年后的2008年，似乎是華爾街的貪婪引發了美國金融危機，最終將全球經濟拖入泥潭。而那些貪得無厭的13家華爾街超級銀行的首席執行官們則表示：“我們在同一條船上。”這里的“我們”，包括了美國政府和民眾。
　　那么，看起來像無辜受害者的美國人民是如何被別人的貪婪綁架上這條破船的呢？這兩年反思金融危機的著作有很多，但多集中在描寫金融機構及相關人員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上。而麻省理工學院斯隆商學院教授西蒙·約翰遜和麥肯錫公司顧問郭庾信合著的《13個銀行家：下一次金融危機的真實圖景》一書，則從歷史的角度出發，深入分析了美國銀行金融業在與政府的長期博弈中日益壯大的過程，而政府不斷放松管制導致貪婪逐利的金融巨頭逐漸失控，最終釀成了戰后最嚴重的金融危機。
　　美國政府與私營銀行業的恩怨由來已久。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杰斐遜認為，金融機構比常備軍更加危險，經濟權力的集中會危害社會繁榮和民主制度。此后的西奧多·羅斯福和富蘭克林·羅斯福等總統都通過立法限制了金融集權，尤其是羅斯福新政帶來了美國歷史上最安全的銀行體系，那段時期銀行提供的產品有限，被稱為“單調的銀行業”。
　　然而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金融學的學科化運動致力于用復雜的數學工具解決經濟問題，為華爾街創建了新市場以及巨大的新收入來源。這一運動的核心主張是“有效市場假說”，認為價格一直都是對的，金融創新一定是好的，自由金融市場永遠都會產生積極的社會成果。這就要求政府放松對銀行業的管制。
　　20世紀90年代，華爾街將日益增長的經濟權力轉變成了政治權力，金融創新與放松管制成了華盛頓政治勢力的共識。一小撮超級銀行運用金錢，通過競選捐款以及游說費用向政府施加壓力；他們讓華爾街老兵轉戰華盛頓，制定政府政策，塑造新一代公務員，克林頓時期的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以及小布什政府的財長亨利·保爾森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們都來自高盛。更加重要的是，他們確保政府部門的人都學會了金融部門的世界觀，鼓吹“有利于華爾街就是有利于美國”，廣泛宣傳龐大復雜的金融部門對美國有利的觀點，使其順利為人們接受，過度影響了政策的制定。
　　管制的放松創造了越來越大的銀行，本來銀行更大意味著更加安全，但銀行變得更大之后，利用多元化的好處進行了更多的風險活動，抵消了安全性。他們大量進行證券化、自營交易和衍生產品交易，提供非常復雜卻美其名曰“創新”的金融產品，并與住房自有的美國夢聯系在一起，開發了結構性融資、信用違約掉期與次級抵押貸款，這些所謂的創新帶來了21世紀初房產與金融的繁榮，但投資者并不清楚這其中蘊藏的巨大風險。于是當房地產泡沫開始破滅時，金融危機降臨了。
　　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支持有效市場假說，選擇依靠金融市場的自律管理，認為市場力量足以阻止詐騙和過度風險活動。而約翰遜和郭庾信認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證明了自由市場自我監管的失敗，完美的有效市場是不存在的。
　　很多人認為金融危機標志著華爾街的滅亡，結果是危機之后它變得更強大了。金融業由于自己的錯誤導致了金融危機，卻要動用數千億納稅人的錢來救助。雖然救助花費龐大，但任由金融體系崩潰成本會更高。華爾街的超級銀行將損失社會化，而將利益私有化。他們使用政治權力來保護自己的賺錢機器，不讓政府干預，而當這些賺錢機器出錯時，他們又利用自身的重要性迫使政府救助他們。在這種模式下，銀行不會停止開發新的不良產品，將來也可能再次引發金融危機。銀行越來越大，下一次危機也會波及更廣。下一次危機來臨時要么政府花費更多救市，要么公眾阻止政府救助銀行，導致金融體系崩潰，從而帶來災難性后果。
　　那么美國應該如何阻止下一次金融危機的發生呢？作者認為，美國仍有機會建立一個不受大型銀行威脅的金融體系，即使大型銀行破產也不會阻礙經濟發展。美國需要的就是復興杰斐遜總統的思想，用民主主義對抗金融集權，將目前的超級大型銀行拆分，這將有利于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減少銀行的過度風險活動，削弱大型銀行的政治權力。
　　到了那時，華爾街即使再貪婪，也沒有力量把全體美國民眾，乃至世界經濟綁到危險的同一條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