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占有資源和產能優勢，稀土已經成為我國爭取國際市場定價權的突破口。在這個產業，我們是儲量第一、產量第一、出口第一。2009年我國稀土產量12.48萬噸，占全世界95%以上，其它主要生產國俄羅斯、美國、印度產量分別只有2470噸、1700噸和50噸。即使不考慮稀土的戰略價值，以如此優勢而未能掌握定價權，這是不可容忍的。必須確認，集中稀土和其它稀有資源經營控制權，從而增強中國的國際市場定價話語權，已是勢在必行。
　　從南到北，旨在增強稀土市場控制權的舉措接二連三：在北方，內蒙古自治區已經正式下文，明確由包頭鋼鐵(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專營全自治區稀土戰略資源；在南方，廣東、廣西、福建、江西、湖南五省區產地15市共同簽署了《南方五省區15市稀土開發監管區域聯合行動方案》。此外，商務部、五礦商會和各主要稀土企業圍繞明年稀土出口工作安排的座談、溝通緊鑼密鼓，以至于美歐日等為中國稀土出口配額是否會進一步縮減、中國是否會明確更加限制稀土出口而惶恐不已，不得不由我國政府有關部門出面發布安民告示。
　　眾所周知，中國雖然早已躍居貿易大國，但在貿易定價權、貿易收益分配等方面還算不上貿易強國。中國對外貿易條件多年沒有顯著改善，甚至有所惡化，以至于“買什么什么就貴，賣什么什么就便宜”成了國內外公認的中國對外貿易的真實寫照。
　　與近幾年才突出的“買什么什么就貴”問題相比，低價競銷導致肥水外流更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貿久治不愈的痼疾。在稀土等中國占有資源和產能優勢的稀有資源領域，這種利益流失分外令人心痛，而且潛藏著對國家安全的威脅。之所以落到如此局面，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資源的經營控制權過度分散。在這種情況下，由掌握了經營、資金等多方面優勢的央企扮演主角來整合資源，實際上是唯一可行之路，這也體現了國企制度設計的重要目的。
　　盡管如此，在現行安排下，通過央企來整合資源，地方可能會在經濟利益上蒙受一些損失。為了開發地的可持續發展，資源開發企業需要給當地留下合理份額的收入，不僅用于當地居民員工當期的消費，而且用于修復當地環境和培育未來的替代產業。
　　但在現行財稅體制下，與原來地方企業利稅均歸地方所有不同，跨地區經營的外來投資者向當地繳納的資源稅稅率多年偏低；而且，由于這樣的大型企業集團客觀上需要在整個集團內部統一籌劃運營收入和稅收支出，以便實現收益最大化，因此常常通過轉移定價等方式將賬面利潤集中到總部所在地，致使資源開發地或生產地分享的所得稅等收入份額大大減少，盡管絕對收入常常因大型企業集團較強的駕馭市場能力而增多。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矛盾也就是正常的了。更糟糕的是，這種所得稅等收入的轉移，假如是集中到中央財政手里，那還好一些，因為畢竟最終可以通過轉移支付等手段在全國范圍合理分配，或是返還資源開發地。問題是這種賬面利潤和隨之而來的稅收轉移，相當一部分落到了大型企業總部所在地，從而加劇了區域之間的發展落差，也有違公平原則。
　　整合資源的目的不可動搖，中央財政在財政總收入中的主導地位不可變更，大型企業集團經營管理客觀規律不可違背……在這樣的前提下，我期待看到更合理的財稅制度安排，讓資源開發地分享到合理份額的收益，實現跨地區大型企業集團和資源開發/生產地的雙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