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日前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導致國家間貿易不平衡的原因有多種，解決這一問題，要找出主要原因、注意對癥下藥，還要尋求綜合治理。
　　張宇燕說，導致國家間貿易不平衡的原因有多種，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儲蓄與投資的不平衡。國內相對于投資和消費而言的儲蓄不足，勢必要在國際收支上表現出來。高消費低儲蓄的國家必然是貿易逆差國。貿易政策是影響貿易不平衡的另一個直接因素。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無疑匯兌進出口施加重要影響。事實上，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也經常作為平衡貿易差額的工具。影響貿易不平衡的第三個因素是匯率水平，因為貨幣比價的升貶會直接作用進貿易。此外，被列在資本項目下的直接投資多寡也可能影響到貿易平衡。中國實行的是鼓勵外資進入的政策而且也相當成功，其結果之一，是外國在華投資帶動了中國對投資國的出口。同樣道理，美國對中國企業對美投資的限制，等價于限制美國對中國的出口。
　 “因此，相對應地，解決國家間貿易不平衡問題，至少要考慮幾點：一是要找出導致貿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二是要注意對癥下藥；三是要尋求綜合治理。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前不久提出為經常項目差額與ＧＤＰ比例設置量化指標、并在首爾Ｇ２０首腦會議召開之前１０天要求２０個首腦討論的做法，讓許多中國經濟學家感覺突兀。另外，美國在１９５０和１９６０年代長時期貿易順差，１９９０年代和２０００年代長期貿易逆差，為何那時美國閉口不談量化指標而現在提出來。這不禁讓不少人懷疑這種做法是否具有特別的針對性。”張宇燕說。
　　張宇燕解釋說，在相當多的中國經濟學家看來，“蓋特納方案”至少有幾個需要仔細思考或評估的問題，比如說上面提到的三點考慮是否都關注到了，是否方案提出前進行了充分的論證，在全球經濟復蘇十分脆弱時提出這樣的方案時機是否成熟，這種高度簡單化的做法是否會引起意想不到的負面后果，它引起的爭論是否會損害Ｇ２０首腦會談本身的價值，等等。還有人擔心“蓋特納方案”可能會引發某種“道德風險”。出發點可能是好的，是為了促進貿易發展，但這卻可能給某些逆差國以借口，用達到量化指標做幌子來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