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今年CPI的逐月走高及農產品價格的上升，管理通脹預期重新成為政府的工作重心之一。有報道稱，有關部委和各地政府可能出臺一攬子控制物價上漲的措施，包括限價、“菜籃子”市長負責制、價格補貼以及嚴懲囤積居奇等，尤其加大對炒作棉花和玉米行為的懲罰力度。
　　就在上周，福州市開始對大白菜、上海青、豆芽菜和空心菜等4種主要蔬菜實施“限價令”，成為國內第一個政府干預菜價的城市，目前，福州6家主要超市的80家門店全部將菜價調至政府指導價之下。此舉效果雖立竿見影，但爭議猶存。
　　這一輪農產品漲價具有合理性。雖然游資的炒作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必須看到，流動性過剩、天氣、土地和勞動力在內的成本上升等多種因素才是促成包括大蒜、土豆、生姜等農產品價格輪番上漲的主要原因。簡單打壓農產品價格恐傷及農民利益。
　　跟工業品相比，我國農產品價格長期以來處于被低估的地位。作為一種公平的市場補償，農產品價格合理和穩步的上漲，對保護農民種植積極性，增加農民收入都是有好處的。從長遠看，一旦農民的積極性受到鼓勵，農產品的供應就會加大，有利于后市價格的穩定。
　　反過來說，正所謂“菜賤傷農”，單純“限價”很可能造成沒人愿意種菜，沒人愿意賣菜，這遠比蔬菜漲價來得可怕，其結果必然得不償失。
　　無論如何，類似限價這樣的行政手段都應該慎用。除了“限價”，政府調控可以采取的手段其實還有很多，包括加大市場供應、加強市場監管、抑制投機需求等，其總體的調控思路應該是以“疏”為主、以“堵”為輔。
　　所謂“疏”，即尊重市場規律，不打壓農產品價格，使價格反映真實成本，但同時在農產品漲價后采取提高居民工資、對中低收入群體進行補貼等方式來消解其不利影響；所謂“堵”，即對進入到農產品領域的游資炒作行為給予堅決打擊，減少投機因素對農產品價格的干擾，并引導游資流向其他領域。
　　與其直接干預價格，政府調控不如著力于制度建設，完善市場環境。例如，我國的農產品流通環節成本方面是國外的2至3倍，從田間到廚房的環節太多，是農產品價格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為此，政府要努力減少農產品的流通環節，避免層層加價，并把成本轉嫁給消費者。
　　再比如，近年來農產品市場波動規律為“價賤傷農-減少種植-價格升高-擴大種植-價賤傷農”。一旦今年農產品價格繼續上揚，可能刺激農民擴大白菜、大蒜、綠豆等作物種植面積，從而導致來年產量增大、價格降低，出現價賤傷農。為此，政府要加強農產品信息發布渠道建設，適時發布各種農產品的種植面積、產量、銷售量等信息，引導預期，切實保護農民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