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產品、大宗商品的價格在飆升，儲蓄相對較為集中的新興市場和東亞國家的貨幣在日益升值，面對大量的短期資本流入和本國閑置的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轉變的態勢，一些國家不得不通過加息和強化資本管理的手段來應對不斷惡化的通脹和資產泡沫。這一切都在表明：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大海嘯現在正在進入關鍵的“第三階段”。它和第一階段2007年3月開始爆發的美國次級住房抵押貸款機構倒閉的“債務危機”特征完全不同，和第二階段2008年8月開始由“雷曼破產事件”所蔓延開的全球金融體系信用借貸關系癱瘓、資金大規模撤回、各國政府無奈地被卷入到注資救市“大合唱”的那種“流動性危機”特征也不一樣，2010年第二季度開始它已呈現出自己的特征和急需繼續解決的三大任務：
　　第一大任務是主要發達國家應盡早“退市”，來收回全球“多余的流動性”。
　　第二大任務是迫切需要一個完善的國際政策協調機制以避免日益嚴重的“從鄰為壑”政策的出臺。如何通過“政策自律”和借助國際政策協調的機制來控制全球在沒有增長的環境下所出現的流動性泛濫現象，將是我們徹底告別這場危機所需要完成的重大任務之一。
　　第三大任務是我們要盡快尋找到世界經濟“新的增長點”以避免“你爭我奪”的保護主義勢力愈演愈烈。歐美經濟具有非常明顯的“比較優勢”，世界目前止步不前，它們應該富有最大的責任，而其他國家應該在這方面加強跟歐美發達國家的經濟合作，無論是從資金層面還是從人力層面上，都應該建立新的增長點和打造一個健康有序的經濟全球化環境。
　　我想對于中國經濟而言，需要強調的是：千萬不能忽視伴隨結構調整所出現的“流動性泛濫”的現象。我們的任務可能比其他國家更為艱巨：不僅要重視銀行體系可能產生信貸不斷放大的壓力，而且還要關注現在有相當一批社會大眾，因為目前缺乏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的支撐和對未來通脹風險加大的預期，不得不將自己寶貴的流動性投入到少數一線城市的房地產市場中的現象；另外，不僅要遏制沒有實業投資方向的“產業資本”不斷向“金融資本”轉變，去追逐市場上流動性泛濫所帶來的暫時的財富效應的行為，而且還要糾正出于維護地方利益的地方政府對銀行放貸的“推波助瀾”的政策體系；不僅要疏導少數富裕階層的大量資金進入到健康的消費渠道來培育中國疲軟的內需力量或者鼓勵這樣的民營資本去扶持企業創新的實業投資渠道，而且更要強化監管措施來減少中國目前不成熟的金融市場被大規模的海外投機資本“惡意炒作”的危險等。
　　總之，如果我們不能夠抑制金融危機已經出現的第三階段的不良癥狀，那么，中國“流動性泛濫”的結局，不是僅僅停留在以比現在更加嚴重的通貨膨脹的形式上，而是市場自身承受不了房地產離奇的高價格所產生的集體離場的“羊群效應”給中國帶來的全面金融危機的狀態。我相信，在“十二五”規劃的前期(政府“退市”階段)，靈活的“有保有壓”(保就業和防通脹)的做法依然會成為我們國家貨幣政策的主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