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結構轉型是一個老話題，但是，在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取得重大進展”之后，這一老話題就充滿新的活力，并成為社會興奮的神經，尤其是資本市場掀起對新興產業一波又一波投資熱潮。
　　筆者以為，經濟結構轉型之所以引起共鳴，并能夠點燃投資熱情，根本原因在于經濟結構轉型是時代的選擇，是國內外經濟環境下中國經濟的內在要求，并為中國經濟成長打開了新的空間。
　　首先，我們面對的一個現實是，“劉易斯拐點”將要或已經到來。這意味著，經過幾十年大規模工業化之后，農村剩余勞動力將被吸納干凈，若要繼續吸納勞動力，必須提高工資水平，否則農業勞動力就不會進入工業。所以，從中長期來說，勞動力成本上漲是必然趨勢。亞洲主要國家的經驗證明，這一趨勢將在中長期帶來三大產業變化趨勢，即制造業占比萎縮，傳統制造業進入重組與整合、行業集中度提升、高附加值裝備制造及技術密集型產業規模擴大與產品檔次提升，消費與服務規模擴大與結構升級。這一產業變化在中國已初露端倪。
　　其次，站在世界經濟整體格局上看，現有的中國產業地位大部分處于產業鏈的低端，決定了我們只能是拼原料、低勞動力成本、能耗，收獲的是低利潤或超低利潤。在經歷世界金融危機之后，主要發達國家消費能力下降，就業萎靡不振，并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貿易保護。在這種局面下，原來中國那種大規模、低附加值、廉價的產品面臨的國際壁壘越來越多，原來的模式陷入瓶頸。與此同時，中國經歷了幾十年的市場化改革之后，積累了豐富的制造、服務經驗，探索了大量的管理方法，沉淀了越來越多的知識、技術基礎，在國內可預期的消費增長的背景下，進行根本的經濟轉型，對內有需求支撐，對外可以謀求向國際產業鏈中上游延伸，提升整體競爭實力。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在正是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機遇期。
　　再次，從能源、環境等方面來看，原來那種發展模式具有消耗性發展的特征，缺乏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現在，我們的石油進口依存度達53.6%，若不進行有效的經濟結構轉型，這一依存度在未來可能還會提高。在環境方面，社科院經濟學部課題組的研究結果顯示，很多地區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程度已遠遠超過當地可以承受的極限。經合組織提供的中國環境報告稱，中國有1/3的河流、75%的主要湖泊、25%的沿海水域遭受嚴重污染。這一現實提醒我們，需要建立一種經濟與社會、環境相協調的發展模式。
　　所以，經濟結構轉型是時代的選擇。這種時代的特征是，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提供了轉型的內在需要和動力，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提供了轉型的歷史機遇，而能源和環境的壓力提供了轉型的必要性。正因為如此，經濟結構轉型這一老話題在今天具有了新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