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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對宜黃縣“9·10”拆遷自焚事件負有重要領導責任的宜黃縣委書記邱建國被免職，宜黃縣長蘇建國也被提名免去縣長職務。鑒于此前拆死人的地方官員“果然個個還在”的嚴酷事實，宜黃縣一把手等主要官員皆因強拆自焚事件而被免職的結局，似乎已經很令公眾滿意了。宜黃書記縣長雙雙落馬，有評論稱之為“拆遷問責回歸常識的開始”，人們憧憬著它能“給類似強拆事件敲響警鐘”。
然而，我們是否過于樂觀，因為，“免職”與其說是一種行政處罰，不如說是一種組織內部正常工作調動，只是在同等待遇下換張桌子辦公。
更重要的是，撫州市委市政府好像一直堅稱“全程合法合規”：拆遷資料齊全、手續完備、程序合法，申請了行政強制拆遷，全程沒有出現違法違規行為。言下之意，自焚公民實乃違法刁民，與唐福珍之流同屬“法盲的悲劇”。上級部門既然連強拆事實都不承認，又怎會去問責“無辜”地方官員？反過來，倘若真的要進行問責，又怎敢大言不慚“全程合法合規”？
因此，免職宜黃一把手，應該主要不是什么懲罰與問責的意思表示，而是要堵住輿論的嘴。
從數不勝數的問題官員悄然復出中，公眾早已總結出一條屢試不爽的慣性：有一種嚴厲問責叫做應付輿論。此番宜黃強拆一把手被免職，可能正是這一慣性誕下的又一顆新蛋。它只是做給輿論看的一次問責表演，以便給這起公共事件畫上一個了結的句號，然后輕松轉身一如既往甚至愈發堅定地高舉起“強拆有理”的大旗。即便拆出了人命，一個虛偽問責也就足以忽悠輿論。
真正意義上的官員問責，不應該是行政的，更應該是法律的。如今這種單純行政問責，事實上反倒遮蔽了違法行為本身，是對涉案官員的一種變相保護。試問，地方政府越俎代庖奮戰在強拆第一線，有多少不存在權錢交易，又有多少不存在濫用職權——不是拆死人的官員真的個個無罪，只是行政問責代替了法律追究而已。
如果不出所料，宜黃縣被免職的縣長書記很快就會悄然復出。到時我們不必驚訝，因為他們本就只是因“應付輿論”的需要而進行了一次非正常工作調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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