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世矚目的發展速度加上從容應對世界范圍內的金融危機，在過去的幾年我國政府執政能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并且廣受好評。但展望“十二五”，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我國曾經采取的超常規的手段，雖然確保了經濟增長、社會大局穩定，也可能會產生副作用，不利于改革的進一步深化。
　　中國經濟必然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更開放、更貼近市場。如果仍然依靠政府干預微觀經濟活動，動輒要求政府“管管股市大跌“管管鋼價大漲”，既不理性，也沒效果。
　　那么，政府到底應該在經濟活動中擔當什么角色？吳敬璉曾經提出，一個好的政府應該是：有限，有效。所謂“有限”，是說它不是“全能”的，應當給市場提供秩序、提供條件，少介入微觀經濟事務。所謂“有效”，是說它廉潔奉公，辦事有效率，低成本地提供公共產品。
　　針對中國現實，首先需要確保的是，在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相對緩和之后，政府要把注意力從對微觀經濟的過度干預中轉移出來，認真研究合理的體制建設。
　　制度或體制是一個國家經濟正常運行的基本保障。在“十二五”乃至更長的時間里面，政府需要圍繞著建立良好的政治、經濟、法律等制度和具體的運行體制而努力。這就需要有關部門靜下心來，切實制定各級各類中長期的發展規劃，降低交易成本，為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軟環境”。
　　其次，要分清政府的職能定位，有所為而有所不為。綠豆漲價了，需要打擊“奸商”；大蒜漲價了，也得打擊“奸商”；甚至房租太高了，還得政府出面限價。這些工作對于各級政府來說，不僅太累，且有越位之嫌。行政命令容易下，短期內也確實能起效。而實質問題是，巨量的游資在市場間流動，必然會引起這樣或者那樣的物資價格上漲，政府需要做到的是如何引導資金流向更重要的經濟領域，幫助民間資本尋找出路。
　　大禹治水倘若堵而不疏，是不能徹底解決問題的；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角色定位是要為市場經濟服務，盡可能地創造保證自由競爭的氛圍。再者，從管理者到服務者、從過多干預微觀經濟活動到放手讓市場發揮作用的轉型過程中，政府特別需要做好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職能的改進。
　　對于那些投資規模大、資金回收期長或者資金收益率低但又對經濟發展起重大影響作用的項目，如國防建設、教育、醫療衛生、保障性住房、南水北調、西電東送、西氣東輸、三峽工程等，政府要勇于承擔責任。這樣既解決了市場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問題，也可以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投資和生產，從而推動經濟的繁榮。
　　對那些帶有行政壟斷性質的經營性行業要及時喊停，凡是政企不分、以行政權力阻止商業競爭對手進入其市場壟斷范圍的企業，政府需要將他們推出去，去面對真正的市場經濟考驗。對于經濟發展中的壟斷問題和其他不正當競爭問題，政府要站在仲裁者的立場，通過建立健全各項法律法規并嚴格執法加以解決。
　　當然，市場機制的完全有效性假說在現實中是不可能成立的，而指望政府的干預完美無缺同樣也不現實。市場與政府都不是萬能的，都有內在缺陷，“十二五”期間，政府應該盡量準確地尋求到市場機制與政府調控的最佳結合點，這樣才能使中國經濟健康有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