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有一句論斷，“在長期中，我們都將死去。”——這句話起到了很不好的后果，讓很多經濟學家失去了探求經濟長期增長原因的動力。
    但越來越多的經濟金融危機讓我們發現，經濟的長期視角至關重要，如果忽略了對長期的把握，很多短期、中期的經濟收益和經濟成果只是透支長期而已。一次長周期的經濟危機，往往會讓經濟回到過去很多年以前，這期間的經濟增長具有很強的虛假性。
    問題在于，從哪里去尋找長期經濟的答案，毫無疑問，這是經濟學的“圣杯”。一個最基本的區別邏輯是，在短期經濟分析，人們往往從需求方求解，并將需求分解成了傳統的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而在長期，真的是需求決定經濟增長嗎？
    不僅未必，根本就是錯誤的。在姚余棟先生《重燃中國夢想(中國經濟公元1-2049年)》這本縱橫上下2050年的著作中，他使用了“垂直但跳躍的總供給模型”，從供給方，來解釋長期經濟增長。是生產力革命本身，推動人類經濟的前進。
    作者指出，從人類學的角度，經濟世界已經出現過四個跳躍：狩獵經濟——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信息經濟，并可能正在邁向生物技術和納米技術世界。生產力在供給方的革命，以遠超出需求方的理解，摧枯拉朽地改變世界經濟，并“按照自己的面貌創造出一個新世界”，一切由生產力做主。
    在科學的推動之下，生產力革命是跳躍式的，甚至有無限的偶然。這種偶然性就比如，人們往往問為什么不是中國，而是英國首先爆發工業革命，但問題的另一面在于，為什么是英國，而不是發生在當時其他歐美國家。
    從供給革命的角度，作者對中國綿延千年的封建經濟給出了無與倫比的定義——水平動態均衡，但就是實現不了供給平臺的垂直跳躍。
    中國封建社會農業經濟達到了最高的繁榮水平，通過持續的農業技術進步，奇跡般地保持了人均收入的長期穩定。在高農業技術水平、低人力資本、高人口增長和人均收入停滯上，實現了“高水平動態均衡”陷阱。其表現是，人力資本水平越低，就越生育，越生越窮，但越窮就越拼命改進農業技術，越改進就越富有，結果，高生育率帶來的貧窮效果和持續改進技術帶來的財富效果相互抵消，中國人均收入長期停滯，但人口增長帶來了經濟總量的擴張。
    中國人口在漢朝文景之治達到5000萬，宋朝1億，晚清1820年達到4億。但生活水平基本上穩定，在沒有工業化的經濟中，這不能不說是奇跡。但是，在生產力上跳不出農業經濟，僅僅維護農業技術進步，不能實現經濟的垂直跳躍。
    中國這種垂直跳升機會，在明清資本主義萌芽、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后的對外貿易之中，尤其是在鴉片戰爭之后洋務運動之時，都擁有這種機會，但由于中國沒有能夠大規模提升人力資本水平，沒有能力適應工業革命，也就沒有能夠走出“高水平動態均衡”陷阱。
    真正的改變發生在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政府意識到了人力資本投資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從1949年開始實行全民教育運動，短短幾年教育實現了從精英教育到大眾化的轉變。人力資本的積累、提升，成功打破了“高水平動態均衡”陷阱，中國終于開創了經濟增長的千年變局。實現了向“高人力資本、低出生率、高增長”的狀態轉型。
    中國從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轉型，時間之長、代價之大，也告訴我們，前一個供給層次農業技術的高水平，并不是向下一個供給層次跳躍提升的充分條件。這意味著，在未來經濟跳躍提升的供給革命中，中國當前制造業的成功并不能保證中國新經濟的出現——正是從這個角度上，如何展望中國經濟的未來，就更不明確，但又更加重要。
    在作者看來，當前的中國經濟處于又一個大變局的時代，是能否“重燃中國夢想”的關鍵時期。有兩個大趨勢擺在面前，一是主動或被動生產力革命；二是人口紅利淡出，但教育紅利將延續。
    這兩個趨勢是相輔相成的，第一個趨勢中國必須成為“創新型國家和學習型經濟”；第二個趨勢將為前述方向提供壓力和動力，中國人口規模和結構的變化將不再具有人口紅利，而教育推動的人力資本提升，將為中國經濟可能的供給平臺跳躍提供最基礎的保障和最核心的競爭力。在數字表現上，中國經濟將從“高速增長時代”進入“中速增長時代”。
    人物往往困于意見領袖的不同言論，凱恩斯說“在長期中我們都將死去”，但巴菲特又告訴我們“長期價值投資是我的信仰”。好在有《重燃中國夢想》這種圖書的出現，指導我們把握長期。
    事實將證明，長期經濟研究是所有戰略的燈塔，在未來30年，指引所有中國經濟主體“摸石頭過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