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此次全球金融危機所帶來的長期調整，不僅將深刻地影響未來的全球經濟和金融格局，還將溯本清源地敦促我們的理論家和實踐者們去重建一個真正能實現可持續增長的新模式。新模式需要新思想，而新思想必須真正建立在客觀現實的經濟基礎上。如果在一個從來就不是而且將來也不可能是“有效的”市場中，繼續用完美的“有效市場理論”去指導我們的理論和實踐，危機注定還將反復發作。
    在探索此次金融危機發生機制和治理模式的過程中，雖然已有的文獻已堆積如山，其中也不乏大家之作，但羅伯特·博森（Robert Pozen）的最新作《大亂有大治》既是特別的，也是出類拔萃的。作為麻省金融服務投資公司（MFS）董事長和前富達投資公司（Fidelity Investment）副主席，羅伯特·博森不僅擁有遍布商界、政界和教育界的職業生涯，而且擁有耶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和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頭銜，這些都為其全方位審視和思考當前的金融危機問題提供了難能可貴的從業經歷和理論功底。
    在這本被著名學者波斯納（Robert Posner）稱為“一部對金融危機詳細、完整、清晰和易懂的描述”的著作中，博森極盡細致地向我們講述了美國金融體系崩潰的全過程，層次遞進地回答了三個彼此關聯的關鍵問題：一、發端于美國房地產市場的崩潰，如何最終導致了全球范圍內的金融危機？二、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美國政府做對了什么，又做錯了什么？三、為解救當前的危機和防止未來的危機，下一步我們應該采取哪些行動？
    在評估了危機對金融市場的影響之后，羅伯特·博森建議對證券化過程進行改革，反對聯邦政策的制定者花費巨額公眾資金卻給納稅人帶來極少利益的行為。此外，他還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洞察力的觀點，包括：現有的經濟模型由于隱含了許多錯誤的假定，因而在有效識別和控制市場風險方面乏善可陳；對高管薪酬廣泛的立法限制容易導致事與愿違，因為這會造成激勵機制的進一步扭曲；通過復興Glass Steagall法案來限制混業經營的做法，會導致更嚴重的系統性風險，因為分業經營的金融機構比綜合化經營的金融機構更容易倒閉；監管方式和監管體制中的“真空”應該填補，但不應建立眾多的綜合政府機構；政府對問題金融機構的不恰當的救助方式，容易導致有悖于納稅人利益的“單程資本主義”，其結果是納稅人在承擔了大部分風險的同時并沒有獲得與之匹配的收益機會；等等。
    筆者長期從事宏觀金融穩定研究的學者，對書中涉及系統性風險產生機理的內容尤為關注。在過往研究中，關注金融創新風險的視角，主要落在金融產品的“特殊風險”而非“系統性風險”上，而對于金融創新所可能誘發的更為嚴重的系統性風險問題，卻長期未能得到足夠的重視和深入研究。事實上，近年來反復發作的金融危機表明，“有效市場假說”不僅夸大了金融市場的自我完善能力，而且還使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與效率機制建立在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空中樓閣之上。
    羅伯特·博森幾乎用全景重現的方式向我們展示了金融創新導致系統性風險的全過程。在次貸危機中，華爾街的“天才”投資銀行家們通過“純熟的”金融工程技術將充滿風險的次級債券層層包裝并出售給全球的投資者，而當著名的評級公司對這些次貸產品也給出一個又一個AAA評級的時候，風險魔術般地“消失”了。然而，金融市場不相信“魔術”，當這些所謂的金融創新最終被證明只不過助長了謊言和欺騙時，風險最后還是集中暴發了，留下的只不過是又一個關于泡沫破裂和財富蒸發的故事。重新審視這場新世紀的“新型”危機，應該說，美國次貸危機本質上依然是泡沫的自然破滅過程，而包括金融機構在內的市場參與者也都扮演了催生和放大泡沫的角色——唯一不同的是，這一次，投資銀行家們擺弄著炫目的衍生工具技術，向世人展示了金融創新如何讓泡沫在無形中膨脹和爆炸。
    當然，羅伯特·博森并不想僅僅只扮演金融創新的“魔術揭秘者”，他還有更遠大的目標：使系統性風險得到有效治理。為此，他提出了國會應指派專門的系統性風險監管者（美聯儲）的動議，并根據歷史經驗提出了系統性風險監管者應著力監測的四個核心指標：高企的房地產價格、高杠桿的金融機構、錯配的資產負債結構以及產品和機構的迅猛增加。而他關于建立反周期的資本儲備制度和控制整個銀行系統杠桿水平的建議，實際上已觸及當今前沿金融理論研究中的核心問題：金融體系的同周期性及其解決方案。在筆者所帶領的研究團隊一年多的研究中，也發現了，資產價格周期、信貸周期和金融監管周期的同周期性是金融危機的基本機制，而伴隨金融創新的信息機制的普遍扭曲，造成了整個市場風險分布狀態的系統性失衡，其結果是同周期性問題的進一步惡化。
    對比羅伯特·博森的觀點，我有理由相信，我和博森先生在如何構建更加穩健的金融體系方面會有很多的公共語言。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