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榮融離任，是當下一個熱門話題。在中國現有的官員里，很少像李榮融那樣難以評價，其在國資委主任任上的七年，是60年來國資流失最少、國企業績最好、公司治理最有效的七年，央企資產總額和盈利能力從2003年國資委成立時起持續上升。然而，這七年，也是國企備受指責、民企空間也被壓縮至最不堪之境地之七年。
央企這幾年的成功，不是李榮融一個人的功勞，而在于它的壟斷集中度提高了，民間的生活和創業成本提高了——比如我們電價是西方的十倍，網費是韓國的120多倍；參與內部分配的人數急劇減少了；同時在前所未有的通脹經濟下，掌握大量基礎資源的壟斷央企，資源價格大大提高了。
但是，央企“做大做強”的結果，在窒息了民間活力的同時，能夠參與分配的人卻越來越少。國企“減員增效”后，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職工從1997年底的7800萬人減少到2004年底的4500萬人，減員的幅度高達42%，內部分配的人大大減少；國家和社會則一直沒有參與外部分配即股東權利分配。從2006年起，中央企業開始上繳國有資本收益，3年累計上繳1371億元，與它們的巨額利潤相比，微乎其微，而且資金并沒有直接回饋社會；人們指望它們能夠通過上市回報社會，但事與愿違。中石油給內地A股股東的分紅，讓股東100年都收不回成本，而對海外H股股東的分紅，則每年都超過本金。僅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動、中國聯通4家公司在海外分紅就超1000億美元，而中國全部1000多家上市公司，在股市開始后的18年里給全體股民的分紅總額剛剛超過2000億元人民幣，還不夠內地股民交的稅！為何如此？國民們不見片言只語的交代與解釋。名為全民所有，實際上是少數人所有。
李榮融離任時說：國企沒搞好，要挨罵；搞好了，也要挨罵。此話說明他心里還是非常明白的，只是有難言之隱罷了。
相比之下，同樣把一個國企做得風生水起的招商局集團董事長、人稱企業界思想家的秦曉，就比李榮融直率得多。他知道，根據自己的職責，把國企做好是自己的本職工作，但他同時對國企本身抱有清醒的態度和認知。不久前他在清華大學經管學院2010屆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時指出：在“發展主義政府”的指導思想下，政府進一步擴大和強化了對經濟資源特別是國有企業的控制，這正是當前關于“收入分配不均”、“國進民退”爭議的背景。
事實上，不論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政府掌握過多的資源都不是社會之福。計劃經濟時代，它導致特權分配；市場經濟時代，它容易導致權貴資本主義，也就是權力私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