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奈斯比特夫婦寫出《大趨勢》，與《組織的人》作者威廉·懷特、《未來的沖擊》的作者托夫勒一道被認為“能夠準確把握時代發展脈搏”的人。《大趨勢》在全世界總共售出1400多萬冊，據說在中國的銷量可能高達2000萬冊，其中多半是盜版。盡管埃森哲公司評選奈斯比特為全球50位管理學大師之一，他自己的定位卻是“未來學家”。
    英國《金融時報》表示，奈斯比特《大趨勢》書中的預測，現在看來可以說沒有一條預言錯誤，這一點很了不起。仔細研究《大趨勢》，可以清晰看出他的觀點：美國乃至全世界都在進入信息時代。他用越來越多的信息來證明，整個世界的信息數量正在爆炸，信息正在改變我們的生活，這點他說對了。
    回顧奈斯比特的簡歷，也算不上一帆風順。早在1963年，年輕的奈斯比特就被肯尼迪總統任命為教育部助理部長，后又被聘為約翰遜總統的特別助理，但均政績平平。奈斯比特隨后離開政壇，加盟IBM公司。經過幾年磨練，他決心下海，自己創辦了都市研究公司，時年39歲。
    都市研究公司的主要業務是為其他企業提供宏觀的預測報告。奈斯比特逐漸設計出一套“內容分析”方法。這種方法就是廣泛收集各地報紙，每天對這些報紙的內容進行分類編排，建立索引和分析比較。奈斯比特認定，重大的社會變化都應該從地方開始，自下而上，所以通過對城市、鄉村變化的研究和分析，就能判斷出將來的一些發展趨勢。
    這套方法在80年代收到了奇效。當時信息溝通遠沒有今日那么便捷，但正變得越來越重要。在工業社會里，戰略資源是資本。可在信息社會里，戰略資源是信息。信息既改變了我們的行為模式，也改變了我們對世界環境的認知。
    但是，獲取信息歸根到底只是人類生活的手段，而非目的。世界的發展變化離不開對信息的充分利用，更離不開土地、勞動、資本、政治結構、社會結構等要素的制約。如果要進一步預測世界發展趨勢，就需要對人類社會更深刻的認識。
    在這些更深層、更具體的領域，奈斯比特的“內容分析”方法在科學性、嚴密性等層面上，與主流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上百年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相比，存在顯著差距。而且他的宏觀預測也不再百試百靈。比如奈斯比特曾在其近著《亞洲大趨勢》中預言亞洲將會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這一點到目前為止尚未變成現實，短期內似乎也沒有明顯的趨勢。
    而奈斯比特在《中國大趨勢》中繼續推進自己的預測，不再談亞洲，而是談中國，把全球未來的希望都押寶在中國身上。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在過去30年內經濟高速增長，堪稱“中國奇跡”。也有政治學者認為，中國的政治、經濟模式與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很不同，應當用一種新的“北京共識”來取代上世紀80年代的“華盛頓共識”。奈斯比特則用自己的分析模式，宏觀地總結出“中國新社會的八大支柱”理論，主要包括：解放思想、“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結合、規劃森林，讓樹木自由生長（即解放生產力）、摸著石頭過河（即實用主義）、藝術與學術的萌動、融入世界、自由與公平兼顧的社會體系、從奧運金牌到諾貝爾獎。
    美國的社會發展只可能在一個建立了很長時間的體系內進行。奈斯比特收集大量中國地方媒體的報道后發現，中國正在進行的變革，卻在一個由自己創造的全新政治、經濟體系下進行。這種發展模式貌似適合中國的歷史和社會現實，過去在西方經驗下總結出來的經濟學、政治學理論在中國經驗面前似乎全都失效。也許因為這個，奈斯比特不得不構建出新的理論來解釋現實以及預測未來，即“八大支柱”理論。
    他認為中國正在創造一個嶄新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體制。獨特的新型經濟模式已經把中國提升到了世界經濟的領導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可以證明，資本主義所謂“歷史之終結”，亦只不過是人類歷史道路的一個階段。與上世紀80年代相比，另一段歷史也終結了。美國正在遭遇嚴重的金融危機，而中國一枝獨秀，兩者高下已判。
    但是，中國領導人遠沒他那么樂觀。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列舉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八大問題”，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仍不平衡；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難度加大；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教育衛生、居民住房、安全生產、司法和社會治安等方面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仍然較多，部分低收入群眾生活比較困難；思想道德建設有待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同新形勢新任務不完全適應，對改革發展穩定一些重大實際問題的調查研究不夠深入；一些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少數黨員干部作風不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比較突出，奢侈浪費、消極腐敗現象仍然比較嚴重等等。
    奈斯比特否認自己是預言家，只是按照自己所了解的信息來判斷這個世界的未來走向。他希望分析判斷，每時每刻都在發生的新事情中哪些會長久地影響社會。令人驚訝的是，《中國大趨勢》中幾乎沒有涉及到中國領導人提出的“八大問題”。即使偶爾提到，也只是把它們作為“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結合這套支柱理論的重要論據。
    顯然奈斯比特不認為這些困難會長久地影響到中國社會的未來發展。既然中國領導人已經意識到這些問題，也在重要報告中提到這些問題，信息一旦溝通，問題大概就能迎刃而解。然而經濟學家都堅持，解決問題勢必付出代價，越是復雜的問題，越要付出沉重代價。但愿對相關理論和實踐問題的深入探討，有助于我們解決這些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