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是比傷害咿呀學語甚至不能出聲抗議的嬰孩更嚴重更卑劣的呢？恐怕不多;又有什么是比在這些孩子賴以為生的奶粉里“投毒”更無恥更下作的呢？恐怕也不多。奶粉!奶粉!
　　當“傷心的奶粉”的悲情,上演了一季又一季之后,那些年輕的父母的憤怒,真不知該往哪發泄;作為生產商和監管者,則不知他們的臉該往哪放——假如他們還有最起碼最基本的道德底線、廉恥之心和責任意識。
    一個能把國人送上太空的民族,怎么會一再在一包奶粉面前狼狽不堪？整個成人社會,都應該對此羞慚萬分:一個對不起孩子的社會,任何成年人都難辭其咎。奶粉應該是無毒的,至少該是無害的,這是凝聚社會信心最基本的常識。
　　但,可悲的是三聚氰胺冠名的奶業風波,還沒有完全消散之時,輿論漩渦中又隱現一座“激素門”:武漢三名女嬰因一直食用同一品牌奶粉,身體出現性早熟特征。受害兒童家長曾想把奶粉送檢,卻深陷“檢測無門”的窘境,一些質量監督檢測機構婉言拒絕了家長們的個人申請,權威部門稱關于奶粉的檢測指標中也沒有激素這一項。（8月8日 《錢江晚報》）
　　“投訴無方、檢測無門”,有點“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意思,這是繼孩子遭受不明傷害后,這些不幸的家庭遭受的二次傷害、“次生傷害”。假如說前者還是有著“點背”等個人偶然因素的話,那么求助政府權威監測機構卻被委婉地拒之門外,則是典型的行政不作為,某種意義上甚至可視作卸責的表現。這對公眾感情的戕害,比單純的幾包毒奶粉為禍更烈。
　　因為質檢部門和藥監部門,本應是食品藥品安全的把關人。它們受雇于民,納稅人花錢購買了相應的公共服務,全心全意創造方法滿足公眾的相關安全訴求,是其不可推卸的職責。以“個人申請”不合規范,“激素檢測”不在指標之列來搪塞推諉,沒有任何的正當性和正義性。
　　相關的消極論調公眾并不陌生,因為幾乎在每起類似事件中,質檢部門最開始彈奏的準是這種“標準滯后,XX不在現有檢測標準之內”“設備老化檢測不出XX超標”等“技術有限論”。這些話看似有理,但是經不起推敲。因為檢測指標滯后,檢測設備老化,非但不是監管或質檢部門堂皇的借口,反而應該被它們引以為咎。
　　這側面表明,我們的監管是漏洞百出的,至少不是與時俱進的,還有多少“檢測空白”領域,等著公眾用自己的身體和健康來試驗——甚至是用不會說話只會喊疼的嬰幼兒之軀——公眾被迫成為檢測化學添加劑和各種激素的小白鼠,這光是想想就讓人不寒而栗。更讓人沮喪的是,即便因為身體不適懷疑某種食（藥）品存在這方面缺陷,在這些引起爭議的食（藥）品安全事件中,你可能還不得不先面對質檢部門的消極表態。直到最后越來越多的案例和證據浮出水面,輿論大嘩政府介入時,監管方才緊張起來。但也多是運動式執法,毒瘤是否從根子上拔出了,公眾也存在猶疑。畢竟三聚氰胺一再登場,就說明存在鏈條式潰敗的監管環節并未得到徹底修復。
　　奶粉有毒,就算通過運動執法得到肅清。但在毒奶粉背后企業精神以及監管上的三聚氰胺,卻可能低調潛伏,伺機再出。所以如果不能明晰企業的責任與道德、完善健全食品安全監管,那么在三鹿圣元之后,誰能保證即便關上“激素門”后就沒有別的門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