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中海油競購優尼科事件、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爭議，使中美貿易摩擦成為輿論關注的熱點。中美貿易矛盾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中國應該如何降低對外貿易中的障礙和風險？

    一

    問：到目前為止，你對中海油競購優尼科一事的結局如何判斷？你認為中海油會取得最后的勝利嗎？
　　陳志武：我希望這次并購成功。但從目前所遇到的政治阻力看，前景還不是太樂觀。這里的原因很多，有一些是中海油難以控制的。首先，許多國會議員已公開表態反對。中海油在上月底之前雇用了一個很好的公關公司專門負責游說國會議員，這非常好。但是，對于已公開表示反對的議員來說，這些公關努力已經有些晚，難以改變他們的立場。其次，在目前美國輿論普遍一邊倒地反對的情況下，還沒公開表態的議員也難表示支持。這涉及中國的海外公關問題，大家知道，過去一年里圍繞人民幣匯率、紡織品配額與關稅問題等已經在美國政界和社會有過許多對中國不利的辯論，在這些情緒化的辯論還沒結束的時候又來個中海油收購優尼科這個107年的美國老公司，我們可以想像美國社會的反應，對許多美國人來說這有點來得太快。 
　  問：當時在聯想收購IBM PC的時候，國會也有議員提出反對意見，并致信美國財政部部長斯諾。不過最后這起并購案還是經過了審查，并已經完成。
    陳志武：聯想收購IBM PC和中海油競購優尼科有非常多的本質差別。
    首先，PC行業是夕陽行業，利潤很薄，IBM PC本身多年一直在虧損。而且PC技術已經非常成熟，“尖端”技術含量相對很低，雖然那些政客也說那次收購涉及國家安全，但懂行的人知道IBM PC不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再者，IBM PC能有的技術聯想也早就有。從理論上說，外國公司到美國收購任何一個公司都會有一個正式的調查，這是一個程序問題。所以，當時大多數人也認為審查對收購不會有實質性影響，
　　但這次中海油競購優尼科不同之處在于：第一，過去幾個月美國國內、國外的媒體都在鋪天蓋地地講未來石油資源短缺的問題，作了很多不同的預測，有的預言20年以后石油資源可能就被用完了。這樣給人的感覺是，石油作為一個戰略資源和主要能源的品種，危機不是很久未來的危機，而是不久以后的危機，這對于天天離不開汽車的美國老百姓來說是非常要命的。而油價也配合了這種感覺，一路漲到60美元一桶。第二，在季節上來說也蠻湊巧的。7月4日是美國國慶節，也象征美國暑期度假高峰的到來。很多美國家庭都會在暑期帶上全家人開車去外地度假，所以這個時候油價的高低對許多家庭來說是感受非常切身的。還有就是圍繞人民幣匯率，跟中國的貿易逆差的爭論也上升到更高的層面。
　　幾個因素加在一起，給了國會議員操作本題目的可能性。通過中海油收購尤尼科這件事來表現他們多么為美國老百姓著想，為美國未來的國家安全著想，他們可很好地表現自己，以此來拉選票。讓人沒有想到的是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也在《紐約時報》專欄里，建議美國政府否決收購案。他一向是比較支持全球化、跨國貿易的。在面對這些政治化的運作的時候，中海油重申本次并購是純商業行為，這樣做非常好。可是，這并沒能阻止其收購在美國引發一次大討論，把“中國威脅論”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問：從歷史和其他國家的經驗來看，目前美國這次的反應有沒有針對性？是不是特別嚴重？
　　陳志武：這個不是針對中國的。實際上貿易保護主義在美國的歷史上一直都有，只不過是有貿易保護主義傾向的人存在的同時，多數的時候有更多的人主張自由貿易。
　　1988年，我在美國第一次看到總統選舉，有一個很深的印象是，美國跟日本的貿易逆差問題幾乎成為當時每一場選舉辯論的主要話題。如果你去查一查那時候的新聞報道，你會發現那時候的情況和今天的中美貿易非常相似。
　　從20世紀80年代初一直到90年代，美國跟日本之間的貿易摩擦持續了十幾年。到今天，因為中國的貿易地位上升，把美國跟日本之間的貿易摩擦問題擠到第二位，日本應該感謝中國接替了這個位置，盡管日本跟美國的貿易問題到今天也沒有完全消除。
　　但從某種程度上說，不管日本跟美國有什么貿易摩擦，它們不存在軟實力上的差別，也就是說沒有基本價值觀的差異。兩個國家都是市場經濟，兩個國家的政治制度都是民主選舉，有一定的權力制衡和政府架構，有自由新聞媒體，在人權方面觀念也沒有什么分歧。
　　所以，把一個日本人和美國人放在一起的話，盡管可能有不同文化習俗，但在基本價值觀方面，他們的思維沒有太大的差別。美國和日本之間談判貿易問題的時候，因為有相同的價值取向，會像一個圈子里的朋友一樣去談這些問題。
　　但是，中國在目前的制度架構不改變的情況下，中國跟美國，中國跟歐盟、中國跟日本的貿易摩擦，又加入了一個根本性的障礙。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跟美國之間的貿易摩擦，遠遠比當初日本跟美國的貿易摩擦要嚴重得多，更不好處理。

    二

    問：我注意到，在美國參議員舒默提出的加征中國商品關稅的議案中，他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說，人民幣匯率保持固定違反了自由市場原則，使得中國商品價格被人為地低估，所以他們要用關稅來進行糾正。你對這個說法怎么看？
    陳志武：他說的道理是對的。說到底，匯率就是一種價格。就好像蘋果一樣，如果市場上的蘋果太多，蘋果的價格就會下降；如果蘋果的供給減少而需求很多，蘋果的價格就會上漲。同樣的道理，人民幣匯率就是人民幣這種貨幣的價格。如果市場上對人民幣的需求很多，人民幣就應該升值；如果人民幣供給增多而需求減少，人民幣就應該貶值。如果信奉自由市場原則的話，就應該允許匯率自由浮動。
　　但我想美國這些議員提出的人民幣匯率議案更多是出于政治需要。作為議員，他必須對他的選民負責。如果他的選民擔心中國商品進口太多，影響自己的就業，他就會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去阻止中國的廉價商品進入美國市場。至于他相信市場原則也好，不相信市場原則也好，那是次要的，關鍵時候自己的利益比原則更重要，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人或者國家。他甚至可以不要任何理由，就說是為了保護選民的就業。當然，如果他找的理由很蒼白，號召力就很有限。但如果他發現，敦促人民幣升值無論從維護自由市場原則的角度，還是從保護選民就業的角度，都是冠冕堂皇的，那他肯定要以此來爭取選民的支持。
　　問：您認為人民幣匯率有沒有被低估？
　　陳志武：我們現在的匯率大約是8��3元人民幣兌換1美元，這是在1994年定下來的。你可以去查一下，從1994年到現在，中國的出口額已經翻了多少倍？翻了5倍以上，貿易順差從54億美元增加到去年的320億美元，但是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從1994年到現在從來沒有調整過，按照市場經濟原則這是不應該的，出口增長特別是出口順差的增長應該意味人民幣價值的上升。
　　為什么呢？首先要知道市場匯率是如何決定的：當國外的企業來中國購買商品的時候，也就是中國出口商品的時候，他們要把外匯換成人民幣。也就是說，中國商品出口越多，對人民幣的需求就越高，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就越大。另一方面，中國為了進口東西，又要把人民幣換外匯。進口商品越多，人民幣的供給越多，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就越大。最后決定人民幣匯率走向的是出口和進口的差額。這個差額越大，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就越大。過去11年來，中國的貿易順差不斷增加，但人民幣的匯率卻沒變動。
　　問：有人擔心人民幣升值會重蹈當年日元升值的覆轍，導致“泡沫經濟”和長時間的經濟衰退，您的看法如何？
　　陳志武：很多人都說20世紀80年代日本因為調高匯率毀掉了它的經濟，我不這樣認為。實際上正是因為日本政府在那之前死死頂著，不愿意讓日元升值，才使得日本的資產價格、土地價格就像現在的中國房地產價格一樣，一再往上漲，漲到日本皇宮在東京擁有的土地的價格比美國加州所有土地加起來的價格還高。在那種情況下，日元再也撐不下去了，不得不升值。其實如果早讓日元升值的話，根本不會出現這種情況。很多人把不升值的惡果，歸結到最后“不得不升值”的頭上，認為是升值搞垮了日本經濟，這是錯誤的。
　　正因為這樣，我認為人民幣不升值對中國經濟的損害總體上遠遠大于它的好處。首先是資產價格上漲的壓力越來越大。第二個方面是中國目前出口商品和工業結構普遍存在的問題：資源消耗太多；環境污染嚴重。現在資源消耗型的制造業是中國出口的主要力量。換句話說，如果人民幣不升值，是在變相鼓勵高資源消耗型和環境污染型的制造業去繼續高實際成本地擴大生產。
　　如果人民幣升值，通過價格體系，將迫使中國企業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因為人民幣升值使中國出口商品的價格上調了，這樣一來，中國企業為了能夠保持現在的出口份額，不得不提高資源和勞動力的使用效率。否則的話，他們就沒辦法在國際市場上競爭。這么做短期內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與出口有關的就業會難以增長。但長期來看，國際市場的競爭不是一件壞事。在競爭的壓力下，企業的效率會提高，使得每一個在崗工人創造的產值會更高。而那些被淘汰的企業和工人可以轉入其他新興行業。這樣的話，每個就業人的收入也會有所提高。
　　遺憾的是，現在人民幣升值問題被政治化了。有人認為，為了教訓那些美國議員，我們就不能升值，別人支持的我們就反對。而按照市場原則，匯率應不應該調，已經沒有人去管。這種強硬姿態在一定范圍內是健康的，如果過頭，反而讓人無法理解，覺得你不講理。
　　問：如果人民幣匯率實現浮動，會使中美的貿易爭端得到解決嗎？
　　陳志武：應該說會有一定的幫助，因為這樣一來美國主張貿易保護的人就失去了一個很重要的理由。當然，從根本上看，中國的人口這么多，勞動力成本優勢這么明顯，可以為全世界提供商品的潛力還很大。以后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的商品與服務出口還會不斷擴大，還會有更多的中國企業去海外投資。在這個過程中，貿易摩擦和投資風險是不可避免的。

    三

　　問：你認為中國政府應該怎么做，才能降低對外貿易中的障礙和風險？
　　陳志武：現在中國面對著很多的海外投資和海外貿易的挑戰，跟當年英國18世紀末期、19世紀初面對的挑戰完全是一樣的。走到這個時候，我覺得一個方面當然是不可避免的，哪里有火就到哪里去救。但是在救火的同時有必要想清楚，中國以后想要依賴的或者建立的國際秩序到底是什么樣的。
　　首先，關于中國想要建立什么樣的國際秩序，如果光是呼吁，意義不大。實際上任何一個國家要想建立任何意義上的新的國際秩序，在沒有世界軍隊，沒有世界政府之前，你必須要有自己非常強的海軍。在今天，除了保衛性的作用以外，陸軍的意義不大。有空軍也可以，但是空軍沒有海軍的支持也很難。打個比方說，現在中國在蘇丹有很多投資，但蘇丹這個國家到目前來說政治都是很不穩定的，誰在五年之后掌權都是一個問號。如果中國企業在那邊的投資有一天被當地新上臺的革命黨沒收，這些企業怎么辦？
　　其次，我覺得今天的中國應該像當年19世紀初的英國一樣，在世界范圍內到處推動自由貿易的理念。因為中國今天面對的挑戰和200年前的英國面對的挑戰非常相似，那就是打開海外市場，保證生產原料的來源不受干擾。
　　按照這個思路，中國政府應該用自由貿易的理念來定義中國的國際政治戰略。中國的領導人和發言人要在外出訪問和對外發言的時候，在各種重要場合講自由貿易的重要性。中國可以用自己的經驗談論自由貿易的好處。事實上，中國20多年的經濟奇跡就是打開國門、進行自由貿易的結果。
　　當然，有人可能會說，中國的自由貿易政策本身還有問題，例如到明年中國的平均關稅才能降到10％，而西方國家的平均關稅率差不多是3％。但我覺得這個沒有關系，中國可以把注意力和談論的重點放在變量上面。我們可以說，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已經通過一系列舉措，把關稅從100%以上一步一步地降到10％，已經靠近日本了。以后我們還會在可以承受的條件下，進一步地降低關稅，使中國能夠更接近自由貿易的理念。
　　另外，我觀察到，中國的領導人到國外去演講的時候，太多地去強調中國的特色，這對改善貿易關系是不利的。為什么呢？比如說你到朋友家拜訪他，到了之后首先跟朋友講我跟你不一樣。為什么有這么多不一樣？沒有什么原因，我就是跟你不一樣。交朋友不應該強調不一樣的方面，而是應該強調共同的一面。強調中國特色過多后，只能把原來不太親近的關系變得更糟。
　　問：如果中海油收購優尼科不成功，我們應該從中學到什么？
　　陳志武：那與其說是中海油的失敗，還不如說是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經營經驗的不足以及中國在海外的軟實力（soft power）欠缺的具體反映，也是因為中國企業這種突如其來的大并購對美國社會的沖擊太大。具體講，對于今后要去美國做敏感性收購的企業，有必要提前幾個月去國會游說，甚至在美國媒體上做些形象型廣告，提前影響他們的看法。其次，就像任何新事情一樣，社會要有一個適應的過程，并購美國公司的規模不能一下子升得太快，那樣沖擊太大。
　　中海油收購優尼科的消息出來以后美國政界和輿論反應強烈，對這一點我們許多人感到很突然。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們更多習慣于用我們的視角去理解美國，而不是以美國人的視角去理解美國。今天，我們是要去收購美國公司，收購談判期間以及收購之后都要在那里經營運作，那么這種時候需要做的不是去評價美國社會以及其政治運作合理不合理，而更重要的是以美國人的視角去了解美國是如何運作的，了解并接受其現實，以此來融入其中并根據這種理解去選擇商業策略。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不可能去改變其他的國家，而只能是學會適應這些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