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26日，記者接到陳志武教授的電話。他說剛參加完一個主題為“中部崛起”的研討會，會議上，來自地方政府、高校和研究機構的人員濟濟一堂，對“中部崛起”戰略進行了交流和探討。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家對區域發展戰略非常熱衷，比我想像中的要熱衷得多。”陳志武說，“大家一窩蜂地談政府要成立這個，干預那個，興奮的勁頭讓我很吃驚。”在陳志武看來，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是權利平等和交易自由。
　　當他把自己的疑惑向身邊的一位專家表達時，這位專家說，“你們這些搞經濟的，如果不搞出點戰略規劃，還有什么用？”這時，陳志武才意識到，自己是“異類”。由于長期在國外工作，陳志武較少參加類似活動。當他看到有這么多的學者和官員對區域發展戰略如此熱衷時，很難再保持沉默。

　　一

　　問：您參加的這次會議的情況怎樣？
　　陳志武：這是關于“中部崛起”系列研討會的一個分會，接下來可能湖北、河南、江西、山西各省都要開，或者已經開過了。
　　這次去長沙以后，我感到在北京的經濟學和相關的政策圈子里，大家關心的問題和視角跟省會城市里面的學者和決策層關心的問題和視角，差別是非常大的。在北京，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和政策層意識到過分的政府干預，只能是產生更多的扭曲和不平等，使區域間的經濟差距進一步拉大，導致更多的資源浪費，更不用說導致更多的尋租機會和腐敗等一些問題。但是到省一級或者地區一級的話，人們的觀念在相當程度上還是跟計劃經濟時代差不多。多數的省會城市在思維上還是相信什么東西都要靠政府，靠政府的政策。在北京和上海這種大城市與各省會之間的觀念、視角差別都這么大，這本身也表明過去這些年不同區域的經濟機會和發展機會的不平等，以至于像長沙、太原、南昌這樣的省會城市都沒能分到一湯勺。這說明通過原來的財政部與計委系統、現在的國有銀行與發改委系統確實把全國的資源集中起來作發展了，只不過這些發展集中在北京、上海等這些引人注目的地方，而不是那些數目眾多的省城、區城、縣城、鄉鎮和農村，這就是機會不平等。
　　在湖南的會議上，有一位官員講了這樣一個觀點：“政策是最偉大的”。他舉例說：沒有政策怎么會有深圳？沒有政策怎么會有上海浦東？沒有西部大開發的政策， 西部經濟崛起怎么會有希望？所以他主張國家要比照“西部辦”、“東北辦”的規格，成立“中部崛起”辦公室，以落實優惠政策，把更多的資源向中部省份傾斜，等等。開完會后我想了很多。與會的人士一窩蜂地希望政府干預這個，干預那個，但是沒有人去好好想一想，過去這么多年，在國家強大的行政干預之下，中部這些省份到底得到了什么好處？今天各個地區之間的發展不平衡是如何造成的？說到底，等到中部這些省份都得到特別照顧的時候，全國各個省市基本上都被照顧一遍或者同時都被照顧了。大家都要得到特殊待遇的話，就沒有人特殊了，道理就是這樣的。
　　問：為什么會這樣？
　　陳志武：因為如果由中央政府通過“看得見的手”來調配資源的話，最后的結局一定是：在全國的省市之間，經濟最好并且最引人注目的省市和經濟最差的省市能得到更多的好處，而那些中等水平的省份什么也得不到。
　　道理很簡單：掌握資源分配權力的官員要考慮自己的仕途。像北京、上海這些具有符號意義的城市，既是高級官員居住的地方，又是中外游客經常光顧的地方，把它們建設好、經營好，很容易讓人感受到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也有利于提升政府的形象，所以這些城市不會被忽略。而把全國資源集中起來由計委調配的這種制度結構，又恰恰使超度集中發展這些標志性城市變為現實，這的確是以前的朝代所無法做到的。
　　另一方面，如果掌握分配權的官員把資源投放在偏遠地區的話，即使那里的經濟被改進了很多，也不會有多少人能感受到、看到，對掌握資源分配權力的官員來說這沒有好處。只有當偏遠地區的居民生活水平實在太低，影響到社會的穩定的時候，才會引起資源分配部門的重視。這就有了前些年的西部開發戰略。那些窮省最后會被照顧到。
　　所以最后的結果是：中等發展水平的地區和省份，因為兩邊都不靠，往往得不到優惠，反而要作出犧牲，被忽視。

　　二

　　問：您講到行政官員在資源分配上會有傾向于少數幾個大城市或者標志性工程的偏好，那么人們會問，他們手里掌握的資源是什么？
　　陳志武：這正是我想說的第二個問題。如果沒有目前計劃色彩濃厚的國有銀行體系的存在，行政官員們的這種偏好，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損害，造成的地區間的經濟發展狀況扭曲和不平等也不會這么大。
　　道理是什么呢？我們不妨和一百多年前的中國作一個對比。當時清朝政府沒有國有銀行體系，到1898年時，國家投資辦的第一個戶部銀行剛開始做。那時候，中央政府沒有任何能力把全國老百姓的儲蓄或金融資源通過任何方式調配到北京，由北京的清政府來支配和決定怎么樣花。政府即使想重點發展北京，重點發展上海或者是任何他們喜歡的地方，也很難做到。像我的老家湖南，那個地方當年可能不一定那么富，但是不管怎樣，一百年前當地農民的積蓄，一個是在本地老百姓之間做借貸；還有一個是通過錢莊把這些錢收集過來以后， 又投放到本地的企業或者老百姓家庭中。所以我們很容易想像，那時候全國各個地方間的經濟增長機會和發展水平，總體是比較平衡的。因為本地的資源基本上被用來發展本地的經濟，增加本地居民的收入，由自然稟賦決定各地的發展，而不是通過行政權力扭曲后的不平等方式發展。
　　但是今天的情況就不一樣了。現在農村的居民也有相當多的儲蓄，他們的錢通過在全國2 800個縣城里的國有銀行分支機構吸收進來，相當多的是由北京或者各省會的工行、建行、農行、中行總部和分部，來統一調配這些金融資源到底投入哪些項目，由哪些企業去使用。最近我看到一個數據， 2002年，工行、建行、中行吸收的農村存款占所有農村存款的36％（農行特殊一些），但是從農業貸款的比例來看，工行、中行、建行在農村的放貸占各金融機構在農村的總借貸的比例還不到2％。這說明國有銀行到各個鄉、各個縣吸收存款以后，把這些存款大部分抽回到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天津等全國性大城市使用，其必然的結果是：不同地區間，尤其是那些大城市和其他省份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越來越大，在相當程度上國有銀行的壟斷加重了不同地區之間人們收入和就業機會的不平等。 
　　我做這樣的比較，并不是主張把各地的金融市場分割開來。我想強調的是目前的金融資源由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和其他國有金融機構統一匯總以后，在分配機制上，如果不是根據市場導向，根據市場價格體系來決定這些集中起來的金融資源如何投放、投放到哪里，而是簡單地由一些行政官員做配置的話，最后很多非市場的人情關系因素，可能會決定到底哪些地方得到大部分資源，哪些地方得到一小部分資源，哪些地方得不到任何金融資源。
　　問：話說回來，如果沒有政策優惠，那些自然條件不好的貧困地區怎么辦？
　　陳志武：扶貧在任何一個國家和政府都不可回避，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去扶貧。拿西部大開發來說，我不知道到底投了多少錢，至少有幾千億吧？把這幾千億投到西部省份的效果會怎樣呢？據我的了解和觀察，最后會是在西部做幾個大的標志性工程。但，幾個標志性工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真正影響到西部這些省區的真正窮人呢？對他們可能有一點點輻射效應，但多數家庭不會感受到。
　　首先，從經濟角度講，本來就不應該在西部建這么多工廠和工程。因為那里的運輸成本很高，你要把原材料運過去，還要把產品運出來，陸運費用很高，運輸容量也低。到今天，海運和水運仍然是成本最低、容量最大的貨運方式，這是靠“愚公移山”改變不了的鐵現實，沿海經濟歷來很發達，是有它客觀的經濟道理的。此外，在投資環境等其他因素上，西部的生產成本與地方政府效率也要比沿海差。政府如果硬要在西部投資，效益很難保證。企業不愿到西部地區投資，一定有經濟上的道理。政府與其違背市場規律硬往那邊投資，不如把這些錢重點放在交通運輸條件很方便、投資環境成熟的其他地區。
　　其次，在當地建幾個大工廠、大公司，修幾條公路，也許可以提供幾千甚至幾萬個新的就業機會，為當地的GDP增長作出貢獻，會改變幾個宏觀經濟指標。但是，與幾百萬、幾千萬的貧困人口相比，這樣的改變實在是微不足道，很難真正改善西部人民的貧困生活。
　　所以，與其把幾百億、幾千億的錢砸在幾個大的標志性工程上，還不如選擇一些更好的扶貧救濟方式。一種方式是對很貧困的家庭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讓他們不至于活不下去。其次，應該向貧困家庭提供免費教育資助，向他們提供遷居到其他經濟發達地區學習、工作和生活的機會，鼓勵部分人口向其他地區移民，從根本上解決西部地區的貧困問題。

　　三

　　問：如果放棄區域發展戰略，政府應該以什么樣的模式來發展社會經濟？
　　陳志武：與搞“大工程”對應的一個辦法就是促進民間金融的發展。我說的民間金融更多的是強調民間銀行、錢莊、當鋪，還有小范圍內的個人消費借貸或者投資借貸安排。這樣的民間金融的發展，實際上對絕大多數人、對成千上萬的家庭更實在，可以讓他們有更好的機會去進行自己認為最賺錢的經濟活動，這也是浙江模式的核心所在。所以，我覺得真正可以改變一個地區收入增長水平的是浙江民間金融模式，而不是西部大開發模式——幾千億的投入不管怎么花，其輻射效應是有限的。
　　與其把幾千億投向幾個“大工程”，還不如把這幾千億通過民間金融機構放貸，變成千千萬萬個家庭的小額貸款，變成他們的創業起步基金。這種區域經濟發展模式不僅為更廣泛的社會提供了更好的收入增長機會，推進民間創業，增加數量眾多的就業機會，而且也能促進浙江式民間金融在各地的發展，啟動各地的自發增長引擎。當然，這也要求放棄國有金融壟斷，開放并鼓勵民間金融——只有這樣，浙江模式才可能在各地擴展。退一步講，要讓每個省都得到幾千億的貸款，也是不現實的。從前，因為政府可以完全控制全國的金融資源，也許少數幾個省市在一年里可以得到幾百億、上千億的貸款，但是絕大多數的省市不可能在同一年里得到這么多資源。所以，對于大多數省份來說，尤其像中部的湖南、湖北、江西這些地方，還想靠中央政府的照顧來發展經濟，顯然是不太現實的。它們更應該學習浙江，把民間金融搞活起來，使本省內部有能力把死的財富變成活的創業資本，內生更多的經濟需求和消費需求。這樣才能從根本上為更多的家庭提供更好的收入增長機會，最終提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
　　問：您對發展民間金融有何具體的建議？
　　陳志武：有一些基礎設施，很容易做到，一做就可以馬上幫助民間的金融機構和融資活動。比如，是不是有一些人可以去提供借貸利息和融資供求數據的信息網，可以把各個不同的地方愿意貸出的利息、愿意貸出的金額，以及那些需要資金的企業和創業者愿意支付的利息或回報率、所需資金的數量等，把這些利息、金額、價格以及聯系方式等信息都通過網站、報紙和雜志公布出來，這樣把在各個地方需要資金的和愿意提供資金的兩方信息收集起來，把兩方撮合到一起，讓他們更方便地做自愿的信貸和投資交易。傳統上，民間融資活動是在本地局部進行的，雖然如果有中介金融機構去撮合成交當然更能發展民間融資，但即使只能做到把供需兩方的信息都集中到一起，并將其公開，那也已經是實現了交易所的很重要的一個功能了。
　　另外，風險投資、私募股權基金是目前中國最有發揮潛力的一個領域。我們知道，股市融資目前局限性非常大，銀行的貸款也不太愿意做。民間信貸機構又發展得不太多，空間比較小。總體來看，還是風險投資及股權基金能把民間的資金調動起來，為中小企業和創業者提供融資的機會，這個方面的潛力應該說是最大的。
　　風險投資和股權基金跟股市融資相比有很多的優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優勢是投資方和需要資金的企業之間可以同屬一個很小的社會或社交范圍之內，比如朋友和熟人之間。融資范圍小，投資對象的數量也有限，投融資雙方可以花很多時間去相互了解，投資方可跟蹤他們投資對象的運作等。在經濟學里，我們講這些信息不對稱的程度就要低多了，因此交易較容易發生。相比之下，通過股市的融資，信息不對稱，所有權和控制權之間的分離非常嚴重，對制度機制環境的要求就高。所以在制度資本環境不是太好的情況之下，股市的融資不太容易發展。但是，一對一的，或者是小范圍之內的風險投資和股權融資有更好的發展前景和環境。
　　我們必須意識到，自愿的契約和交易的自由權利是人類自古以來就有的基本自然權利。民間金融、草根金融才是人類最初的、最自然的業務形式，國營金融才是后來才有的、非自然的業務形態。這個問題上不能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