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人民日報》報道，日前，國資委首次對外公開發布了《國務院國資委2009年回顧》，重點向社會披露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國資委稱，國有企業的稅負明顯高于其他類型企業，是私營企業稅負綜合平均值的五倍多。
　　在我們正準備坐下來好好商量商量國企利潤分紅的時候，國資委拋出了這樣的數據：通過研究得出，國企近年來稅負均值為27.3%，是私營企業稅負綜合平均值的五倍多，是其他企業中稅負最高的股份公司的稅負平均值的兩倍。這一數字弄得很多人很不好意思：一是罵國企只進不出、不履行社會責任的；二是要求國企“藏富于國”，改進稅利分成模式的。
　　前些日，有媒體對A股上市公司的稅負情況進行了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在A股全部的1700多家上市公司中，992家國企的平均稅負僅為10%，而其余民企的平均稅負則高達24%。數據一出，輿論嘩然。今次國資委鏗鏘開唱，以正視聽，于權威性而言，我們自然更愿意相信后者。但經濟學常識也告訴我們，名義稅負與實際稅負是兩碼事。譬如按照營業額來算，國企的稅負還不到10%(按照國資委公布的數據，2009年國企營業收入為12.63萬億元，而實際上繳利稅為1.1475萬億元)，再比照近年我國宏觀稅負30%左右的通識，這個“五倍多”的說法似乎不無夸張的意味。當然，我們起碼還記得：在上世紀80年代利改稅之前，國企的所有收益是都得上繳國庫的。
　　國企在發展，這是好事，成績有目共睹，但問題也觸目驚心。即便“國企高稅負”是個不摻水分的事實判斷，那也不是CEO們的個人功勞，它是國家資源和資本的應有增值，謙虛一點說，是不值得載歌載舞的。更重要的是，國企稅負高一點，這是最合情理的經濟愿景：一方面，國企占有利用的是國家和人民的資本與資源，加上財政不斷為其注資、剝離不良資產，為其改制鋪平軟硬件方面的道路，其風險與困難都有政府在兜底，而相較于自由搏擊在兇險市場上的私企，溫室里的國企稅負高一點自當沒有任何怨言；另一方面，比較稅負的絕對值是毫無意義的，尤其是在國企與民企競爭地位、身份、權利不對等的市場語境下，國企的壟斷身份和基于政治權利背景下的“長袖善舞”，已經為其占盡了“天時地利人和”的便利，就拿稅收優惠來說，民企有的、國企有，民企沒有的、國企還有，若說壟斷價格是增值稅稅負增高的重要原因，“國企高稅負”也只能證明一點——壟斷程度太深，壟斷利潤過高。
　　談國企高稅負，恐怕還不能忽略兩個事實：一者，國資委數據顯示“從2002年到2009年，中央企業上繳稅金從2915億元增加到11475億元”，然而，這些飛速增長起來的稅收大部分源自生產、流通環節，而生產流通環節的稅收是要計入成本的。換言之，因國企擁有較強的自主定價權，高稅負的大頭還是普通消費者埋了單，這與民眾的生活經驗也十分契合。二者，我們在看到國企“高稅負”的時候，也不能忘記其高薪高福利的背景，“虧損不降薪”、“天價薪酬”等諸般詭異，已引來“國有資產合法流失”的輿論質疑。
　　國企是國民經濟的支柱，從資產屬性上看，它也是國家和人民的財富，那么，不僅在稅負上當“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在創新機制、管理模式、結構調整等方面，也當有與其地位相匹配的表現。天見尤憐的“高稅負”，但愿是國企又一次不太幽默的撒嬌，誰叫我們那么那么良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