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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28 作者：胡曉煉 來源：中國人民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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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經濟結構、保證經濟協調可持續發展，是中國面對的巨大挑戰和重要任務。為應對這一挑戰，實現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近期在生產要素價格改革、節能減排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積極推進資源稅費改革，提高環境污染成本，提高企業職工最低工資水平等等。勞動力價格、資源能源價格和環境代價的變化總體來說是上升趨勢，在這一背景下繼續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有必要對要素價格調整和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的關系進行客觀深入的分析。
一、生產要素價格隨經濟發展而調整是客觀要求。隨著GDP總量的擴大，經濟發展的好處應由人民分享，職工工資理應提高。我國人口年齡結構正發生顯著變化，勞動年齡人口從上世紀后20年的較快增長到本世紀頭10年的增長放緩，再到今后5-10年內可能出現勞動年齡人口總量的絕對下降。隨著人口結構的變化和農村剩余勞動力持續、大量向城鎮轉移，中國經濟將趨向“劉易斯拐點”，勞動力過剩局面將逐步逆轉，勞動工資上漲壓力凸顯。長期以來，一般出口加工企業非熟練工人工資增長緩慢，但近年“民工荒”頻頻出現，表明一般工人特別是農民工工資已無法維持過去的低水平。“富士康事件”以后，低收入職工問題更受關注，近期不少地區大幅提高職工最低工資標準。
同時，經濟活動規模越大、能源資源消耗越多，相關的瓶頸制約就越明顯。我國已進入城鎮化、工業化加速發展時期，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能源資源消費很大，環境保護和應對氣候變暖的壓力日益沉重。一般情況下全球不可再生能源、資源的價格以及環境代價趨于上升。2003-2009年，我國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累計上漲35.6%，其中有國際價格上漲因素，也有國內制造業生產和出口擴大，拉動價格上漲的因素。我國經濟進入更高發展階段，人們關于資源、環境的意識進一步增強，能源資源價格存在內在調整壓力。簡言之，無論國際收支平衡與否，生產要素的價格調整都將進行。
二、廣義生產要素價格調整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我國政府多次強調，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推行油、氣、水、電等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理順基礎性產品價格體系；深化環保收費改革，適當提高排污費、污水和垃圾處理費收費標準等。除直接調整價格外，還積極采取加強對環境保護的執法檢查、整頓市場秩序、禁止拖欠農民工工資、制定最長工作時間要求等措施，這些都會導致廣義生產要素價格上升。要素價格調整往往涉及如何擺布改革與通脹的關系，改革與收入初次分配、再分配的關系，以及是否對改革的受損者進行補償等。因此，生產要素價格的調整要求與其他改革綜合全面設計。
三、生產要素價格調整與匯率變動之間，既存在替代關系，也存在互補關系。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為實現國民經濟發展、結構調整、發展方式轉變的總體要求，需要擴內需，減少經濟增長對凈出口的過度依賴。進一步改革匯率形成機制和合理調整廣義生產要素價格，都有利于上述目標的實現。生產要素價格調整快，則匯率升值壓力就小；若人民幣匯率浮動，要素價格上漲壓力就會減輕，兩者之間存在一定替代關系。如果根據政策目標和經濟的具體狀況，對要素價格調整和匯率變動進行合理組合，可取得更好的效果。例如，同時適度調整勞動工資和浮動人民幣匯率，比單純大幅提高勞動工資更平穩，有助于保障工資水平的提高與勞動生產率和企業效率的提高相匹配。特別是在面臨物價上漲壓力情況下，如果匯率不動而任工資物價過快上漲，將強化通脹預期，增加消費、投資的不確定性，并使普通勞動者面臨更大的通脹風險。因此，生產要素價格調整和匯率浮動還存在互補關系。
四、要素價格調整與匯率變動在頻率、靈活性、作用機制、影響范圍等方面有所不同。第一，廣義生產要素價格在朝市場確定這一方向趨進過程中所進行的調整具有明顯的通脹效應和分配效應，需要與其他政策配套綜合進行，頻繁操作的難度較大，通常為階段性調整。而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下，人民幣匯率可升可貶，根據經濟形勢和國際收支狀況靈活動態變化。
第二，兩者的靈活程度不同。在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下，匯率彈性較強，可漲可跌，而生產要素價格具有一定剛性。能源資源一般越來越稀缺，其價格將不斷上揚；環保費用會一直征收，很少半途而廢；減少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約束會越來越強。勞動工資也有剛性，除危機、重大技術突破等導致階段性下降外，其長期調整趨勢是單方向的。而匯率則在經常項目順差或逆差時，在市場供求作用下靈活雙向變化。
第三，兩項改革對資源配置的作用機制不同。匯率浮動能較快地影響進口商品價格和價格總水平，改變貿易品與非貿易品的比價關系。匯率升值，將使資源更多地從貿易品部門流向非貿易部門，促進服務業等第三產業的發展和經濟結構調整。要素價格調整將影響價格體系內部各類比價關系，側重在微觀基礎上發揮價格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
第四，兩項改革對企業的影響范圍不同。匯率改革和要素價格調整對企業的影響有差異，人民幣匯率升值，可能影響出口企業的價格競爭力，但對大量進口國外原材料、半成品進行生產，主要滿足國內需要的企業而言，則是有利的。從要素價格調整來看，勞動力價格、資源價格和環保成本上漲對整個社會正常企業整體都有影響。雖然企業通過加快技術革新、生產率增長和資源利用率提高等因素，可以消化部分要素價格上漲的負擔，但整體上影響面是廣泛的，傳導鏈也較長。
第五，兩項改革對通脹的影響不同。生產要素價格上調，將直接增加通脹壓力。如果人民幣匯率在市場供求作用下有所升值，將直接降低進口商品的本幣價格，且通過促進國際收支平衡、減少基礎貨幣被動投放，減少通脹壓力。
五、生產要素價格調整與匯率機制改革可更好地相互配合，相互促進。一方面，進一步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有利于為生產要素價格改革創造穩定的低通脹環境，而不會妨礙廣義生產要素價格調整。過去經驗多次表明，要素價格調整主要顧慮對通脹、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沖擊。例如，燃油稅費改革醞釀了十幾年，有關改革所需條件、時機、分配效應等問題上爭論頗多。較大的顧慮往往是要素價格改革是否導致通脹，是否對收入分配產生較大影響。匯率改革則可緩解這一影響，促進要素價格調整。貨幣政策操作在制訂通脹區間時，已為其預留了空間。
另一方面，生產要素價格調整，有利于直接或間接地改變粗放性經濟增長和外貿發展方式，推動出口產業轉型升級，提高企業對市場價格波動的應變力和承受力，還有利于緩解人民幣升值預期，減少短期資本流入和國際社會壓力，為加快人民幣匯率改革創造更寬松的環境。因此，匯率機制改革和生產要素價格調整不會相互掣肘、相互排斥，兩者可以更好地配合，這對宏觀經濟穩定發展非常必要。
總體來看，生產要素價格調整和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符合宏觀調控的正確方向，有利于優化資源配置，推動企業進一步改善管理和加快技術創新，減少資源能源的過度消耗，促進結構調整和經濟可持續發展。匯率機制改革和廣義生產要素價格調整既相互替代，又有互補性，可并行不悖。繼續深化匯率形成機制和生產要素價格機制等改革，進一步夯實經濟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基礎，這是我們始終應該堅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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