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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周刊》網站7月12日發表記者艾薩克·斯通·費舍的一篇文章，認為“外來者”很難從中國下一波巨大的增長中獲益，摘要如下：
如果說曾經有一個城市體現出中國經濟的未來，那就是西部大都市重慶。這個有著3200萬人口的熱鬧而龐大的城市，也是一個你會驚訝地發現幾乎沒有什么外國游客、甚至是非中國企業的地方。
在最近一次為促進在這個發展最快地區的業務而舉辦的行業展示會上，在提供從重型機械到車輛再到金融服務的各類業務的企業中，有大約80%的企業是中國的——其中有力帆、比亞迪等嶄露頭角的名字，以及其他許多有朝一日可能成為全球品牌的名字。買家大多也是中國人——許多人是政府官員或是日益主宰著中國經濟的國有企業的高管。
所有這一切都與中國新的經濟增長軌跡相吻合。這一軌跡是由中國的企業和中國的需求——而不是外來的因素——決定的。新增長的中心是中國廣袤的西部地區，而不是東部沿海。西部有更高的增長率、更優惠的政策，并且有可能出現大規模的消費狂潮：中國西部居民的人均汽車和空調擁有量不到東部居民的一半。中國西部還恰好擁有全國天然氣儲量的68%、煤炭儲量的53%和鐵礦石儲量的30%。但是盡管外國企業對于這一切所能帶來的潛在收益垂涎欲滴，能夠對此加以利用的很可能是中國人自己——而不是外來者。
這種轉移成為中國在世界上的新地位的慶典。當中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開放求發展的時候，其經濟規模只有今天的8%。北京深知自己既需要外國人的收入，也需要他們的專業技術。德國安顧保險集團北京總代表漢斯—約爾格·普勒布斯特說：“上世紀90年代的政治推動是為了使中國融入全球關系中。”普勒布斯特當時人在中國。在優惠政策和無力的國內競爭的鼓舞下，外國公司在沿海地區蓬勃發展。
現在東部沿海地區有了可觀的人均收入，發展政策已經西移。就在上周，政府宣布了總投資1010億美元的西部基礎設施新項目，這個數字高于2009年的數字。但是與上世紀末期不同的是，中國現在擁有財政資源、經驗和自信，可以主要依靠自己建設西部。此外，西部擁有富饒的自然資源(這主要屬于中國國營能源和電力企業的權限)，意味著政府更有可能希望對那里的商業事務施加更大的控制權。
注意本周中國農業銀行的大規模首次公開招股。農行是服務于中國西部的大型商業銀行。與其他國有銀行的公開招股不同，這次公開招股是在沒有外國合作伙伴的情況下進行的，部分原因是對海外金融機構的不信任。在金融危機之后，海外金融機構越來越多地被認為是靠不住的。金融危機還加劇了資本從西方向東方的轉移，因此即便美國的銀行沒有在政治上失寵，中國人自己也情愿手頭有更多現金——不管是公共還是私營部門——來為自己的發展提供資金。
在這一地區開業的一家知名美國咨詢公司指出：“在今后10年里，中國私人投資的性質將發生巨大變化，很多資金將來自中國人而非外國人。”
中國當前對于面向內需調整經濟(部分是受美國施壓中國解決其貿易不平衡的推動)的強調也意味著外國公司不再能得到優厚的見面禮。蘇格蘭皇家銀行首席中國經濟學家貝哲民(本·辛芬德費爾)說，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東部的地方政府通過提供企業可在其中設廠的產業園區以及外包業務來吸引外國投資，“而現在，由于重點放在國內消費上，你需要提供低成本住房這樣的東西，而這并不是外國公司可以做得了的”，因為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各地，住房市場都是高本土化的行業。
在電信和鋼鐵等明令禁止外國企業進入的行業以外，本土公司在快速發展的西部也有優勢。還沒有多少跨國公司在西部開展業務(羅蘭貝格公司的一份研究報告發現，在中國注冊的外國企業只有6%在西部有代表處)。
即便一切都平等的話，基本的地理因素也總是有利于中國人。對于外國公司來說，運輸成本要比在沿海地區高很多，新加坡、臺灣和韓國——即所謂的“亞洲虎”等國家或地區與中國的地域接近性和文化相似性有利于中方主導的地區合伙企業，而不是西方跨國公司經營的企業。研究中國股市的專家弗雷澤·豪伊說：“上海沒有在離海岸2000英里的內陸是有充分原因的。”而有許多充分的理由顯示，下一個“上海”將在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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