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寧波市北侖區檢察院讓一名交通肇事犯罪嫌疑人做交通協管員，以考察其悔罪表現，再決定是否不起訴。目前，已有13名犯罪嫌疑人得到這一“特別待遇”。這就是正在浙江省試點的“附條件不起訴制度”，此做法觸及了現行法律“禁區”，被媒體解讀為“以善代刑”，并引發熱議。
　　依據北侖區檢察院的定義，所謂附條件不起訴是指檢察機關對應當負刑事責任的犯罪嫌疑人，綜合其犯罪事實、情節及人身危險性，認為可不立即追究刑事責任時，給其設立一定考察期，如在考察期內積極履行相關社會義務，足以證實其悔罪表現的，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適用附條件不起訴是有一定條件限制的，必須同時具備以下情形：犯罪情節較為輕微，可能被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等；根據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節、悔過表現以及個人情況，適用附條件不起訴確實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北侖區檢察院實施的第一例附條件不起訴是一起交通肇事案，犯罪嫌疑人王某在今年3月份開集裝箱卡車時不慎撞死一人，在積極賠償之后，檢察院給了王某一段時間的考察期——如果他能堅持當好社會義工兩個月，表現較好，可以作不起訴處理。
　　附條件不起訴盡管聽起來比較新穎，但事實上在一些地方檢察機關早就推行。2008年，重慶市涪陵城區一高三學生李明(化名)，因為盜竊被移送到檢察機關，檢察機關根據他的具體情況，對他就實行了“附條件不起訴”。今年，在福建晉江和陜西延安等地，檢察機關相繼進行了“附條件不起訴”。但是，像北侖區檢察院這樣全面地制定“附條件不起訴”的實施細則，并開始大力推廣的，卻并不多見。
　　附條件不起訴并非檢察機關心血來潮的產物，而是有其深厚的法理基礎，它是檢察機關起訴裁量主義或者起訴便宜主義的體現。起訴裁量主義相對于起訴法定主義而言，起訴法定是指對于構成犯罪的案件都必須提起公訴，進行刑事追究。而現代社會，各種類型的犯罪劇增，司法機關應接不暇。德國、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普遍賦予檢察機關對于一些即使符合起訴條件的案件，不必一律起訴到法院進行審判，而是根據具體案情和涉案犯罪嫌疑人的具體情況做出起訴與否的決定。這樣反而在本質上和整體上有利于實現刑罰目的，維護司法公正，提高訴訟效率。而我們一些地方檢察機關推行“附條件不起訴”也同樣體現起訴裁量權，讓檢察機關視具體情況對一些犯罪嫌疑人給予一定考驗期來決定是否起訴，從而更有效地恢復被損害的社會關系，節省司法資源，從更深層次維護司法公正。
　　“附條件不起訴”在今天，也是符合當前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和有利于建設和諧社會。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要求對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安全的犯罪從嚴打擊，而對輕微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實行寬緩挽救的處理。一些輕微的刑事犯罪，比如交通事故罪這種過失犯罪，只要沒有無證駕駛、酒后駕駛、疲勞駕駛等惡劣情節，也沒有造成特別重大的后果，犯罪嫌疑人又能積極賠償，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屬的諒解，對犯罪嫌疑人附條件不起訴，能達到緩和社會矛盾，恢復社會秩序和促進社會和諧的目的。
　　但是，目前，“附條件不起訴”確實存在法律瓶頸。《刑事訴訟法》只規定了三種不起訴形式——絕對不起訴、相對不起訴和存疑不起訴，并沒有規定“附條件不起訴”，這使得“附條件不起訴”師出無名，招致一些人的批評也是事出有因的。也由于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各地在“附條件不起訴”適用對象、適用的條件等各方面各行其是，有的在未成年人犯罪上適用，有的在交通肇事案、失火案等中適用；有的要求犯罪嫌疑人從事義工，有的只給一定時間觀察其日常表現。這就極易導致法律的不統一適用，甚至也可以讓執法人員從中濫用職權牟取私利。
　　有消息稱，早在2008年，“附條件不起訴”制度就已被定為下一步司法改革的方向之一，被納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則通過的《中央政法委員會關于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意見》中。但時隔一年多了，我們仍然沒有看到“附條件不起訴”有進行立法的動向，令人頗為遺憾。當務之急是，“附條件不起訴”制度應當加快啟動立法的步伐。首先，應當在《刑事訴訟法》這樣的基本法律中規定這一制度，讓其師出有名；其次，要規定“附條件不起訴”適用的對象和適用的條件、案件類型，考察期限，考察期間的義務等，讓司法機關方便操作；再次，要規定“附條件不起訴”應當公開審查過程和不服不起訴的申訴的程序，防止檢察權的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