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沸揚揚的樓市傳聞，莫衷一是的觀點爭論，將2010年的中國社會情緒和矛盾焦點都集中在了“房價”上。如果房價繼續高漲，已經并將繼續成為緊繃的社會神經不能承受之重。因此，“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調控目的，直接被一些輿論解讀為“盡快實現多數城市房價大幅下降”，而且，言之鑿鑿，降幅30％，下降時間是今年三四季度。由此，持幣待購者望眼欲穿地等著房價大跌。濃重的觀望情緒，選擇入市的時機，在這樣的現實焦慮里，對于很多人來說，如果房價不能大跌，就意味著調控不成功、不堅定，就是“空調”。
　　確實，經歷了過去一年來房價如脫韁野馬的一路狂奔，希望得到間歇喘息和緩解緊張情緒的心理比較普遍。因此，新一輪樓市調控具有回應社會期待、叫停房價上漲的正面作用。“二套房提高首付”，“三套房停止貸款”等差異化信貸政策，讓房價飛漲、高燒不退的房地產市場一夜之間交易量驟降，實現了退燒降溫。“二套房”概念也由此讓人印象深刻。由于廉租房、經適房等保障性住房嚴重缺位，“居者有其屋”很容易被理解為“居者買其屋”。大部分人都需要通過自己買房來解決居住問題，就形成實際意義上的二套房“原罪”。人人只能有一套房，有二套房就是多占社會資源。在很多人看來，二套房也是區分住房消費功能和投資功能的分水嶺，是未來征收房產稅的主要目標，需要以重稅來實現均貧富和社會的公平正義。
　　其實，二套房是一個城市租房市場得以存在的基本原因。如果每個家庭都只有一套房，就不可能存在事實上的租房市場。對于世代生長在一個城市的居民而言，就更是這樣。多少外來尋夢者、創業者，需要租住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居民家庭的二套房，在政府沒有數量龐大的廉租房可以提供的情況下，城市居民的二套房實際上構成了租房市場的主導房源。因此，除了遏制投資外，對于既有的二套房征收房產稅，具有民意支持和道德正當性，卻忽視了社會現實的復雜性。
　　不管是市場消費者，還是投資者，都具有趨利避害、轉嫁風險的本能反應和現實選擇。房產稅如果對二套房開征，不會使房價迅速下降，但可能通過房主的負擔轉嫁，精確打擊正在大城市租房居住、在高房價下艱難喘息的工薪族、創業者，甚至包括“蟻族”。目前，一線城市中呈現的房價不降、房租飛漲，一定程度上印證著這樣的現實矛盾。
　　因此，在樓市調控走向猜測紛紜、觀望情緒依舊濃厚的當下，不需要為二套房進行道德正名以證實其合法性，而是要分清房地產市場中的復雜因素，避免南轅北轍，殃及無辜。事實上，引起公眾普遍憤怒和譴責的，除了快速上漲、居高不下的房價，還有難以接受的空置率。有媒體通過夜晚亮燈和是否裝修，判斷北京部分樓盤空置率達到30％，更有媒體直接爆料，全國空置的房子可以供兩億人居住。這樣的消息，缺少嚴謹科學的統計數據支撐，消息來源也過于馬虎和隨意，但卻猶如輿論炸彈，加劇著貧富差距拉大的現實憂慮，刺激著社會走向公平正義的未來渴望。因此，下一步樓市調控所要做的，除了遏制房價飛漲的景象重現，更要通過政策杠桿和立法程序，讓空置的房子盡快進入租房市場，抑制房租過快上漲。這也是地方政府緩解社會痛苦、解決民生難題的重要責任。畢竟，比起等著買房的家庭，更多租房人的經濟承受能力和現實困境更值得重視和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