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下半年美國逐漸走出金融風暴后，在對待來自中國等所謂“敏感國家”投資的問題上，一些美國政客又找到了新的炒作和妖魔化空間。對于中國鞍鋼集團決定在美國合資建廠的舉動，50名美國國會議員日前聯合致信美國財長蓋特納，聲稱對此事“深感關注”，擔心此舉影響美國就業和危及國家安全。
　　中國在美國土地上投資建廠，為美國增加就業崗位，反過來卻可能危及美國就業？這也是美國政客的“邏輯”。在2005年流產的中海油并購美國尤尼科公司交易，在2006年告吹的阿聯酋港口世界公司并購美國多個港口運營業務交易，我們也看到了類似的“邏輯”，不過美國政府高舉的更多是“國家安全”的旗幟。
　　這些投資真的就危害美國“國家安全”嗎？美國的“國家安全”就如此脆弱？其實“保衛就業”和“捍衛安全”的幌子下，政客們不過是在維護自己特殊的政治利益——通過妖魔化這些涉外事件，展示自己捍衛“國家利益”的高大形象，以此獲得政治加分甚至贏得選舉。自然，每逢選舉年，類似炒作事情就更甚囂塵上。
　　我看到一些國內媒體批評說此舉顯示了美國的“不自信”，其實這些美國人自信得很。他們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就是自信對自己有利無弊，也不必管美國整體的利益。美國前財長保爾森(Henry　Paulson)就曾公開承認，拒絕港口世界和中海油的投資，讓許多人對美國的外資政策產生了疑慮，對美國來說是弊遠大于利。
　　但美國人一味拒絕外國投資嗎？倒也不盡然，對盟國一般另眼相待(除了日本經濟迅速發展時期外)，對中國、阿聯酋等敏感國家，也看具體什么時候。
　　2008年金融危機初期，阿聯酋阿布扎比投資局75億美元入股花旗集團，就得到了美國國會議員的歡迎。用美聯社的話說，紐約州的參議員查爾斯·舒默——這位在外來投資上“說話最快、聲音最響”的反對者之一——就開始“180度大轉彎”。
　　除了公開對阿聯酋投資表示贊同外，舒默還暗示，他也會對中國投資美國金融企業予以放行。比如，對于當時擬議中的中信證券和貝爾斯登相互投資10億美元的戰略協作，舒默就開“金口”說，他不予反對，前提是中方也對相互投資予以批準。當然，幸虧中信證券當時最后并沒有投資，不然在金融海嘯中，這筆投資將血本無歸。
　　所謂“此一時、彼一時”，在金融海嘯席卷華爾街，各大金融機構對外資望穿秋水之際，再阻止海外投資顯然會觸犯華爾街的利益，精明的政治家絕不會輕易插手。更何況，金融企業是這些政客競選資金的主要來源，在最關鍵時候得罪了他們，無異于自掘墳墓。但當危機最嚴峻時刻過去，美國對外資金需求沒有原先那么迫切時，一些政客自然又回到了原先的立場。
　　從這種對外資的態度可以看出，一些美國政客口中的所謂“保衛就業”和“捍衛安全”，不過都是從權——需要時就放“綠燈”利用，不需要時就懸“紅燈”叫停。而在這些政客的左右下，美國行政當局也是左右搖擺。
　　比如，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最近就拒絕了多起中國企業美國并購的案例，理由也是所謂的“國家安全”。外國投資委員會是美國審查外方對美國重要企業或重要領域并購案件的最高管理機構，該機構由美國財政部長擔任主席，成員包括勞工部長、貿易代表等多名內閣官員。
　　但該機構也備受爭議。美國前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就曾對我說，CFIUS是一個由法律、規章、政策和政治共同作用的領域，其行事受政治影響太大，這也是“在美國做生意比較丑陋的一面”。
　　這種丑陋，最終損害的只能是美國的信譽和利益。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就曾批評，美國一些政客的保護主義做法，結果將是破壞性的。按照他的說法，“美國從二戰后的全球化中受益匪淺，這種倒退的做法使我感到悲哀，這也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為什么這么說？因為現在畢竟不是美國獨霸天下的時代。作為一個雙赤字高懸的國家，美國比其他許多國家更需要外來投資。美國弗雷德·阿爾熱管理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扎卡里·卡拉貝爾就說，在20年前美國還是主要資本輸出國時，叫囂國家安全、主權至上和經濟民族主義，自然沒什么大不了，因為美國不缺錢，缺錢的是其他國家；但時過境遷，在全球化的年代，美國再也承擔不起排斥外資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