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袁正敏一年前路過一棟高樓時，被從天而降的晾衣竿扎進頭頂，落下了輕度智力缺損、顱骨缺損等終身殘疾。由于找不到掉落晾衣竿的業主，該樓49戶業主成為被告。備受關注的重慶“天降叉棍案”日前在重慶市九龍坡區法院一審宣判，除了一套清水房沒住人的業主不擔責外，其余48家住戶均要擔責，傷者擔責兩成，48家住戶分攤八成責任，每家判賠4326元。
　　令人震驚的是，“天降叉棍案”只是一起典型的高空墜物案，各種各樣的高空墜物傷人悲劇依然在不斷上演。如何減少乃至根除高空墜物傷人事件，至今仍是一道難解的法律課題。

　　天降叉棍無“元兇”住戶“連坐”來賠償

　　2008年11月24日上午11時許，22歲的袁正敏在渝州新城一家超市出口附近擺攤，一根帶金屬叉頭的叉棍突然從天而降，叉進她的頭頂，傷及腦組織。在花掉7萬元醫療費后，袁正敏暫時出院回家繼續治療。
　　隨后，袁正敏的丈夫凌勇多次去現場找尋肇事者無果，無奈之下，他們把最有可能掉落叉棍的渝州新城2號樓7號、9號戶型的49套房子的業主告上法庭，提出包括醫療費、傷殘賠償金等在內的40萬元賠償請求。
　　九龍坡區法院審理此案后認為，結合本案實際情況，畢竟大多數業主的責任是基于其房屋與損害發生的關聯性而產生，除了隱藏在其中的真正“肇事元兇”之外，其他業主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無辜的。為了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緩和矛盾，宜由被告業主對傷者損失分擔相應責任。
　　由于袁正敏受傷后產生了6萬余元醫療費、12萬余元殘疾賠償金，加之袁正敏受傷生活無法自理，2歲小女兒要撫養到18歲成年，共需4萬余元。法院最終認定：袁正敏受傷產生25.9萬余元費用，袁正敏承擔20%的責任；除了業主王艾堂房屋是清水房未住人不賠以外，其他48家賠償總額為20.7萬余元，每家賠償4326元。
　　宣判結束后，面對“連坐”式的賠償結果，眾多業主表示不愿意賠錢。但有的業主也表示，在找不到肇事者的情況下，大家可以出點錢讓傷者得到生活保障。

　　悲劇頻頻發生“連坐”賠償缺少震懾力

　　事實上，高空墜物傷人案又何止“天降叉棍案”一例！“天降叉棍案”發生后，重慶高空墜物事件依然接連發生，甚至愈演愈烈。
　　據調查，2月25日，南坪西路31號臺灣花園A座飛下一個木衣架，砸中正在樓下買東西的55歲女士黃代瓊，她被緊急送往市三院，所幸只是頭皮受外傷。3月3日下午，小翔(化名)隨媽媽路過渝中區新華路83號附近，一塊假山從天而降，砸在小翔頭上，傷及腦髓，小翔當場昏迷。5月4日，沙坪壩小龍坎附近一住宅樓掉下磚塊，先砸中一輛汽車，又擦傷一名正在工作的清潔工……去年以來，被媒體報道過的重慶高空傷人案就達10起之多。
　　記者在南岸區江南國際新城了解到，最近兩三年來，這個小區接連發生高空墜物的“怪事”，墜物的種類千奇百怪，從常見的煙頭、生活垃圾，到致命的菜刀、鐵砣、剪刀，再到讓人惡心的衛生巾、避孕套。樓上扔一次東西，物管人員就挨家挨戶敲門宣傳一次，但即使這樣，業主亂扔東西的行為依然有禁不止。
　　高空墜物傷害人后，往往找不到責任人。根據相關法律，“從建筑物中拋擲物品致人損害，拋擲人承擔民事責任。不能確定誰為拋擲人的，由建筑物的所有人或者全體使用人承擔民事責任。但能夠證明沒有拋擲該物品的人不承擔責任”。然而，在法庭審理過程中，這樣處理往往引起爭議。因此，防高空墜物專項立法，應該在找不到責任人時，進一步明確承擔民事責任的當事人，避免法庭上的爭議。
　　許多市民認為，在找不到肇事者的情況下，“連坐”賠償是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但這種辦法可能會產生越來越多的肇事者，不足以震懾高空墜物行為，因此高空墜物慘劇依然不斷上演。

　　防高空墜物需完善法律重罰惡習

　　重慶市民張曉露說，一幕幕高空墜物傷人的悲劇不斷上演，說明單純依靠道德教化、上街宣傳和撒宣傳單，只是隔靴搔癢。只有給高空墜物套上法律枷鎖，才能有效地制止悲劇重復發生。現行法律往往把注意力集中于如何懲處高空墜物責任人的問題上，卻缺少預防高空墜物的法律條文。比如，有的人習慣于把衛生紙、瓜子皮、廢菜葉從窗口扔出去，即使擊中外面的人，也基本不會砸傷，對此社會上只有道德約束，只有等高空墜物傷人案發生后才能施以法律手段，卻無力改變他扔東西的惡習。
　　“香港之所以無人敢在大街上隨地吐痰、扔煙頭，是因為香港對這種行為采取了重罰手段，數千港元的罰款最終根除了一些人的惡習。”重慶市社科院研究員孫元明說，因此，防高空墜物，應立足于有效預防，著眼于改變許多人的惡習。內地也應該向香港學習，對于那些向窗外扔東西的責任人，不管是否傷人，一旦發現就應該予以重罰。主管部門可采取有獎檢舉揭發制，鼓勵廣大市民搜集證據，向這種惡習宣戰。
　　高空墜物傷人后，法庭審理時往往以民法為依據，側重經濟賠償。對此，一些法律專家認為，對有關責任人應予以嚴懲，傷人者不僅要負民事責任，也應受到刑法的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