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時間以來，民眾對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的議論越來越多。在筆者看來，這些議論有的是真的對民主和諧的關注，有的則是借題發揮。但總體來說，收入分配問題確實成為改革開放與社會和諧的核心問題，解決得好與壞，直接關系到民眾對黨和政府的感情。
　　日前，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教授在新華社主辦的《財經國家周刊》撰文指出，在美國，最高收入的兩大群體的收入，超過中下層60%人口的收入總和。然而，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并不像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那樣明顯，因為美國勞動收入的大部分落入中產階級的口袋中。
　　國際上通常認為，基尼系數0.4是警戒線，一旦基尼系數超過0.4，表明財富已過度集中于少數人，該國社會處于可能發生動亂的“危險”狀態。中國基尼系數從30年前改革開放之初的0.28已上升到2009年的0.47，進入國際上公認的收入分配不公的“紅燈區”、“深水區”。如果說財富向某些個人和集團集中是因人的差異性、自然條件的差異性和經濟發展不平衡等因素所致，估計沒有幾個人會“說三道四”，問題是，中國的財富向某些個人和壟斷集團集中更多是人為的不合理因素導致。譬如，政府部門出臺政策對不同所有制、地區、行業、群體、企業等實施不同的政策，尤其是對某些壟斷集團進行特殊保護，企業“賺了是自己的，虧損了有納稅人扛著”。縱然國家高層多次指示相關部門出臺對弱勢群體和困難群體的社會托底機制，也可能因遭到某些壟斷集團的抵制而“流產”。譬如，有媒體報道被民眾視為收入分配改革里程碑的《工資條例》有望在年內出臺。但旋即《經濟參考報》披露《工資條例》因遭壟斷行業央企極力反對，年內恐難出臺；自推行住房制度改革以來，保障房建設就逐步淡出了人們的視野。但有媒體披露公務員可以買到內部價，而且便宜的還不是一星半點。
　　波士頓咨詢公司發布的2009全球財富報告稱，2008年中國百萬美元金融資產(不包括房產和企業價值)家庭的數量為41.7萬戶，這一數值已超越德國和英國，全球排名第三。但是，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比達到3.3倍；行業之間工資最高與最低相差15倍左右；上市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國有企業高管與社會平均工資相差128倍。胡潤說過，把一個億變成10億，國外需要10年時間，但在中國只需要三年。無疑，快富，一方面是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產生財富涌流效應；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其財源公平性、合法性的可疑。“經常在富人的圈子里打滾”的北京某融資公司的副總曾對媒體表示，巨大財富的擁有者除正常創富外，還有大量的“三種人”：一是靠權力和資本尋租的人；二是灰色收入者；三是從事采礦等資源性或壟斷性行業。
　　毋庸置疑，中國經濟的強勁增長、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高儲蓄率已經并將持續迅速創造財富。但是中國財富流向過于集中、貧富差距的日益拉大對社會財富分配模式亮出預警信號。發達國家的實踐證明，正常的社會是廣泛地藏富于民，讓越來越多的人擁有多少不等的財富，而不是讓巨額社會財富過度集中于少數人。而且，現在有不少資源掌控在官員及其家屬、代理人手中，變權錢交易為掌控資源。
　　因此，惟有繼續推進市場化，把一切權力限定在特定邊界之內，讓普通國民獲得平等的競爭機會，擁有更大的選擇與發展空間，才是解決收入分配嚴重不公、貧富懸殊問題的根本性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