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出臺的廣州舊城改造規劃，其概念光用數字來表達就已經足夠撼人：10年時光、30年的歷史舊城、約54平方公里的地面、涉及60萬人口的拆遷、超過1000億元的真金白銀……這樣大的規模和決心前所未有，十年后廣州老城安在？那時多少老廣將會倚欄看劍淚濕青衫？廣州老城的歷史文化價值到底是在劫難逃還是枯木逢春？廣州人實在應該打醒十二分精神來共同商量討論。
　　先不談廣州舊城是否應該改造或如何改造，我認為全社會對理性協商、陽光操作的價值認同和實踐是當前最首要的事情。對于這個規劃，網上有各種反對和贊成的聲音，但是不管反對還是贊成，有一種觀點我認為很重要：“一項涉及60萬原居民生計、生活、財產，以及全廣州市民共同歷史文化遺產的大型計劃，非同小可。但有關方面對此卻沒有任何的公共咨詢，沒有足夠的信息披露，一旦實施恐怕又是一起閉門造車的悲劇，只有少數人獲得巨大經濟利益，全廣州市民都將背上沉重的歷史債務。”這的確是很值得警惕的問題。《舊城更新改造規劃綱要》從7年前開始編制，到今年1月底才拿出來，卻規定規劃公示和收集意見的時間是從1月25日到2月5日。以政府之力閉門規劃搞了7年，然而卻要公眾在10天之內提出意見，這種安排可以說是毫無征求意見的誠意。更重要的是，在城市保護規劃這類既十分宏大又充滿了個案細節的公共決策議題上，真正的協商理性應該表現為：在政府與私人之間出現既有專業能力又代表民間立場的社會團體，他們愿意對規劃進行調研和提出修改方案，政府有責任相應提供充分的工作便利和必要的資助，唯此方能打破政府行政權力與私人意見博弈的不公平狀況。目前這種政府閉門定規劃、征求公眾意見只是匆匆走過場的做法，正是重蹈過去許多失敗的公共決策的覆轍，開的是一個壞頭。
　　其次，真正的公共協商必須建立在公眾的徹底知情權、輿論的自由監督權之上。尤其是舊城改造涉及這么巨大的利益蛋糕，如此復雜的多方利益博弈，政府必須有勇氣做到徹底的陽光協商、陽光操作，即在原居民、政府部門以及所涉及的所有商業機構之間的協商、談判應該做到最大限度的公開化，尤其是政府部門必須接受公眾和媒體的監督。時至今日，公眾對于改造、拆遷這類事情已經極度敏感，這么大規模的城市改造所牽涉的遠遠不只是拆遷人口、商業開發機構和政府部門的利益，實際上已經觸及到這個城市的所有納稅人的利益。不管規劃方案的對錯如何、水平怎樣，首先要緊的是充分保證公眾的知情權。對于這類問題政府部門往往只是在口頭上講保障，甚至于信誓旦旦，但是如果不提出可切實操作的具體安排，是無法取信于民的。像什么專家論證、聽證會等等形式，都有可能存在著代表選擇的傾向性、代表利益的真實背景的隱匿、協議公布前的黑箱交易，這些長期慣用的決策思維與模式在今天早已成為公眾最擔心和最警惕的焦點，政府部門實不應存有僥幸之念。在這里，我認為廣州市人大代表和媒體更應該勇敢地、堅定地發揮監督政府的作用，應該讓廣州人民感到代表和媒體在替他們站崗放哨。
　　從世界舊城改造的歷史進程來看，初期的歷史保護運動中，基本策略是保護單體建筑物和其他遺跡，以后發展到把保護的重點轉移到了成片的歷史建筑群、城市景觀和相關環境，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過去廣州老城區的改造只強調對有歷史文物價值的建筑進行保護，但是環境已非，屋何以堪？淹沒在商業樓宇群落中的“文物保護單位”淪為尷尬的商業文化花邊，提示的是歷史人文價值的孤凄無奈。
  　目前世界上許多老城歷史環境保護與發展經濟不乏成功結合的先例，如倫敦地區有800多個歷史保護區，像考文特花園、圣保羅大教堂區域等都是在保護與變化中取得較好的平衡規劃。這些規劃往往是在長達數年或十余年的時間中由英國遺產保護機構、各種民間團體、開發商、民眾、建筑界和政府反復協商、不斷修改而形成的，例如圣保羅教堂區的舊城改造方案前后經歷了近100次的修改才得以完善。通過提高管理水平來振興城市歷史保護區，同時促進投資以推動地方經濟發展，這種被稱為“更注重遺產的未來”的規劃，乃是真正建立在審慎地考慮和保護其歷史文脈與環境關系的基礎上。廣州舊城改造應該可以從英國等國家的成功經驗中取得借鑒。

(作者系廣州美術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