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長期以來由于受到內外條件的限制，在國際經濟環境中的地位其實并不高，要中國犧牲既得利益來換取世界經濟的復蘇，于情于理都有些牽強。中國要自強，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問題，缺乏效率激勵機制問題等等。尋求盡早復蘇是對的，但對復蘇的預期不能定得太高，中國經濟的復蘇預期應該首先定位在盡快擺脫金融危機的影響上。

　　就在這次“兩會”召開之前，國內某高級研究機構一位研究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中國經濟將引領世界經濟復蘇。盡管此前多次見到專家們關于“中國經濟將在此次危急中率先復蘇”的觀點，對類似說法早已習慣，但看到這位專家的研究成果時，還是不由得睜大雙眼，接著就是滿腹狐疑：我們憑什么引領世界經濟復蘇呢？
　　這個疑問有兩層含義，一是能力問題，二是責任問題。
　　先看能力，要引領世界經濟首先必須能夠主導世界經濟。縱觀二戰以來的國際經濟體系，無論我們是否愿意接受，美國主導世界經濟的事實毋庸置疑，而其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除了本國經濟實力發揮作用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擁有了世界金融體系的主導權、話語權。那么現在要中國來引領世界經濟，我們有這個實力嗎？
　　世界金融體系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國際貨幣發行權，盡管金屬本位貨幣制度早已土崩瓦解，原始意義上的所謂世界貨幣已不復存在，但不可否認仍有些貨幣——由于某些歷史和人為的原因——與具有價值儲藏功能的貴金屬或類似資產存在客觀的緊密聯系，因而使得這些紙幣實際上發揮著本位體的作用，美元即是如此。也正是因為擁有了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國經濟才能控制世界經濟的生產走向與投資走向。
　　再來看看中國經濟，不要說國際貨幣發行權，就連經濟發展模式，都與其他經濟體存在著一定差異。關于人民幣的國際化地位，盡管受到普遍關注，中國人也渴望能盡早實現這一目標，但不能否認的是，我們離這一目標尚有距離，尤其是短期內，困難更多些。不僅如此，由于中國還處在生產制造的低產業級別上，某種意義上講，我們的經濟發展還要靠別人支撐呢（至少目前還是這樣），如此境況，要中國引領世界經濟復蘇，基礎在哪里呢？
　　再從責任層面看，中國也不應該被強加這樣的義務。美國作為一個擁有國際貨幣發行權的國家，當然也就責無旁貸地擁有了危機背景下引領世界經濟走出困境的義務，這個義務和前面提到的權力是對等的，不能隨意強加到別人頭上。引領世界經濟復蘇的確是件痛苦的事，因為必然要求引領者犧牲一部分既得利益，承擔更多困難。但這就是自然規律，就是責任，不能好事你沖在前面，有事了你躲到一邊。
　　中國長期以來由于受到內外條件的限制，在國際經濟環境中的地位其實并不高，從目前世界經濟產業鏈等級也可以看出這一點。同時，我們沒有（短期內也不可能）從支配全球資源中獲利。所以，要中國犧牲既得利益來換取世界經濟的復蘇，于情于理都有些牽強。
　　當然，這樣講不是說中國就只能坐等別人引領了，更不是說中國不要自強了。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問題，缺乏效率激勵機制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即使沒有金融危機，我們的經濟發展也要面臨阻力，只不過金融危機使得這些問題更突出了而已。既然如此，何不借此機遇加大解決的力度，盡早實現產業結構的轉型和效率的提高呢？
　　我也理解，希望中國引領世界經濟復蘇的觀點并非嘩眾取寵，這些人其實也希望中國能利用好這次機遇來確立起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尤其在支配世界資源的博弈中擁有話語權。但是，想要真正確立這樣的地位，要想有話語權，不靠自身實力是做不到的。
　　金融危機給過我們打擊，也給了我們機遇，尋求盡早復蘇是對的，但對復蘇的預期不能定得太高，尤其不能定位在引領全球經濟上。中國經濟的復蘇預期應該首先定位在盡快擺脫金融危機的影響上，定位在先于別人企穩上。換句話說，就是在危機的嚴冬中率先找到安全之所。
　　（作者系哈爾濱商業大學金融學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