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消息傳出一份失業保險制度全面改革的方案已提交決策層。方案建議，金融危機下的中國就業形勢非常嚴峻，1200億失業保險基金應該“動”起來。方案建議改變“失業保險”的長期指導方針，從過去的“保生活”變為穩定就業和促進再就業。

　　中國失業保險制度改革的正確方法應該是，將改革同利用蕭條時期擴展民間經濟自由“結合”起來，從而讓市場尋找彈性的平衡點。
　　中國失業保險制度可追溯至1986年，由《國營企業職工待業保險暫行規定》演變而來。失業保險金前身是待業救濟金，完全由政府負擔，個人和企業沒有繳費義務，救濟金為國企職工而設，只給“四類人”（宣告破產的國營企業職工；瀕臨破產的國營企業法定整頓期間被精簡的職工；國營企業終止、解除勞動合同的工人；國營企業辭退的職工）。隨后，1993年以后做了新的修正，將待業金變成失業保險金，將四類人擴展至七類人，保險金確立繳費模式，單位2%個人1%。對過去失業人口采取“三三制”負擔辦法（財政、企業和保險基金分別承擔1/3)。重要的是確定了一個失業的“邊界認識”，即不鼓勵那種包含隱蔽失業性質的虛假就業、讓市場逐步主導勞動力市場、“保生活”優先于“保就業”。這一思想也反映了當時財政匱乏，在面臨國企脫困難關、面對幾千萬職工下崗大潮，不得不通過擴展民間經濟自由來替代勞動權的承諾。當時的政府鼓勵居民的彈性就業、臨時就業、自雇傭（創業）等等，同時讓失業保險只具備不到30%的工資替代率（保險金只是平均工資的30%，僅為保生活）。
　　雖然目前政府財政跟過去相比豐裕，且失業基金結余較多，但并不能采取所謂“硬性保就業”的理念（如日本、歐洲諸國）。在上世紀80年代日本失業保險制中有名目繁多的津貼，失業保險工資替代率高達70%以上，希望能夠穩定人心、促進就業，但效果卻不彰，相反卻嚴重扭曲勞動力市場，形成大量的隱蔽失業（假性就業），推遲了經濟復蘇。
　　所謂隱蔽失業或者是追求名義就業，是同有效率就業相對。“有效率就業”指是在市場效率原則運行下的與一定資本量相配合的就業量，因此有效就業在微觀角度上看，即就業者創造的邊際產品不低于就業者的報酬。如果低于，則是冗員就業、追求名義就業或者是隱蔽失業。經濟學上凱恩斯式的“挖坑埋錢”勞動就屬于隱蔽失業。中國在1993年以后實施了勞動力市場自由化改革，隱蔽失業已經淡化。
　　但是如果更改失業保險制度的“保生活”主旨，則很可能使得隱蔽失業問題又重新回歸。毫無疑問，我們非常反對那種認為“失業不需要得到任何救濟，失業是一種理性的市場自然調整，失業保險具有很強的道德風險”。經濟學家Raj Chetty在其論文《Moral Hazard vs. Liquidity and Optimal Unemployment Insurance》就表示，失業保險需要在道德風險和維持必要的家庭流動性之間取得平衡，存在一個最優的“失業保險范圍”（工資替代率在50%左右）。在中國的現實下，所謂維持家庭流動性實質上是一種“人道主義底線的維持”，這同過去的“保生活”的理念是一致的，這是非常必要的。這需要設計更有效率的機制來予以完成，這意味著需要警惕那種“開小車領失業金”的道德風險，同時更需要警惕失業金發放過程中的尋租（尤其在受益人方面）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