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現有提振投資的政策已經獲得財政投資的背書與銀行信貸擴張的配套，明年上半年極可能出現立竿見影的效果。但筆者以為，“保增長”除了考慮投資的短期帶動作用，如何形成長效支持機制至關重要。就此而言，政府宜盡早關注如何保障就業、推動就業增量的問題，來實現對消費潛力的充分挖掘。
　　消費的重要性毋庸諱言。以美國救市政策的轉向為例，新一階段政策即主要瞄準了消費信貸，并專門強調了對深陷住房、汽車以及信用卡債務泥潭的民眾進行救助。顯見，作為“救市”思路的“升級版”，美國是希望重點支持居民的家庭資金鏈，保證消費開支水平的穩定，防止消費力進一步萎縮。
　　提振消費最為切實的手段是對存量就業的保障和對新增就業的支持。
　　首先，對存量就業的保障應引起關注。由于外需持續疲軟，對沿海外向型加工制造業企業沖擊較大，已經開始在部分地區出現工廠倒閉與工人返鄉狀況。這可能根本上有礙于存量就業的穩定，也使農村流向城市的正規城市化進程停滯。這既不利于新增人口加入社會保障安全網體系，也不利于主流消費人群的持續擴大。因此，對存量就業的保障應與投資、外貿領域的支持政策相結合操作，確保自上而下的“提振”能夠令企業主和工人同時受益。
　　其次，對增量就業的支持應更為周到。在當前環境下，增量的需就業人口不僅包括每年新出校門的學生群體，還包括此前未實現事實就業的人群，以及受到金融危機沖擊而需轉崗的人群等。這有賴于系列新增就業崗位的創造。一個可供借鑒的事實是，193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曾以“以工代賑”方式，先后雇用超過275萬名青年從事墾殖、建筑公共園林等工作，并先后安排75萬中學生、大學生和研究生受雇為打字員、實驗員、圖書管理員和家庭教師等。這些美國民眾同時還可以享受當時新推出的勞動保險和最低工資標準等。
　　與投資乘數類似，居民本期消費增長其實相當程度上取決于上期收入增幅，在此基礎上，產生了所謂邊際消費、邊際儲蓄概念。中國的邊際儲蓄之高、邊際消費之低是比較明顯的。從現實出發，要讓民眾敢花錢、敢花自己的錢，需要切實讓可支配收入相對均勻地漲起來，根本上解決長期的內需疲弱問題。
　　需要注意的是，要防止本次提振內需淪為一次涵義單薄的投資行為。要知道，猛藥可能不對癥，偏方可能有后遺癥。十四億人的消費啟動，需要扎實的物質基礎依托，不僅不能光期待靠車市、樓市乃至股市價格“穩中有增”產生“軋空效應”來逼人就范，更不能依靠投資拉動、大干快上的熱鬧場面來解決民生領域的具體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