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股田制”改革實驗已被叫停，問題的關鍵在于，應借助細密的制度設計，更為充分、有效地保障農民對土地的權利。

　　曾經備受關注的重慶“股田制”改革實驗已被叫停，現在，重慶市又開始了新的嘗試，進行農民專業合作社建設，其目標仍然是推動農村土地流轉。(據《南風窗》報道)

　　其實，自八十年代農民享有稍微穩定一些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之后，農民就已經開始自發地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但在同時也始終伴隨著另一種形式的土地流轉，即基層政府、或者村集體拿本來屬于農民的土地進行流轉，包括實行規模經營。近幾年來，這種強制、半強制性流轉的形式越來越多，規模也越來越大。包括各地出臺的撤村并鎮計劃、以宅基地換房計劃等。
　　表面看起來，這樣的做法能夠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使土地用以更有價值的用途，增加土地的產出。問題是，土地如此流轉的主體是地方政府或村集體，它們推出各種各樣的土地流轉形態，要求農民參與———有的時候甚至是強制農民參與。不難理解，由此所實現的效率與農民無關，農民沒有充分享有效率改進所帶來的收益。相反，很大部分收益被那些積極地推動土地流轉的地方政府、村集體占有了。
　　由此可以看出，必須借助特定的制度安排，才能使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制度創新能夠真正具有改進農民福利的效果。這一制度安排其實不難，就是讓農民享有更為穩定、充分的土地權利，讓農民自己來決定怎樣利用土地，讓農民自發地創新各種流轉土地的新制度。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似乎沒有采取這樣的態度。相反，卻熱衷于自己提出各種各樣的土地流轉方案。其中某些方案把農民從土地的主人變成了無足輕重的角色，事實上是擴大地方政府進行土地經營的范圍，從城市國有土地擴大到鄉村集體土地上，借以獲得土地財政收益。
　　中央政府果斷叫停這樣的做法，是有必要的。鑒于目前的土地產權安排和財政安排，在土地問題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農民的權利、權力與利益是不同的。農民當然希望對土地擁有更充分、更穩定的權利，從而獲得穩定收益。中央政府更看重土地的穩定功能，希望保持農村社會穩定，為此，希望土地能夠成為農民的定心丸。而一些地方政府卻希望實現農業產值的快速增長，希望通過圈占土地，獲取更多經營土地的財政收入。
　　分析這樣的利益結構就可以發現，中央政府與農民的利益是共同的。因而，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央政府的農村政策反復強調穩定土地承包。這一點，也是本輪農村土地制度變革的內容所在。與此成對比，一些地方政府似乎更重視土地流轉，并且推出種種土地流轉制度。
　　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發揮作用，密切監督各地政府出臺的土地流轉制度創新很有必要。更重要的是，借助細密的制度設計，更為充分、有效地保障農民對土地的權利，使農民可以抗衡一些地方政府、村集體不合理的流轉安排。農民有了這種權利，自然會自發地創造出合理的土地流轉制度。只要農民有權利，土地自然會合理地流轉。否則，地方政府、村集體、城市資本趁虛而入，由此推動的土地流轉必然會導致嚴重經濟與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