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指出，十七屆三中全會后，農民工戶籍問題將加快解決，城鄉建設用地也有望同地同價同收益(10月12日《新京報》)。同時，農村改革的核心——農地改革有望在宅基地流轉領域得以突破，即放開宅基地流轉的界限(10月9日《21世紀經濟報道》)。

　　這是否意味著中國建設用地的一級土地市場由政府壟斷的局面有可能得到改變、"小產權房"在經過一系列合法手續后都有可能獲得生存發展的空間？
　　以往，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幾乎所有建設用地，其一級供應市場都由政府壟斷，農民和村集體無權自由出讓土地。政府以極低的價格從農民手中征得土地，有時甚至連跟農民打聲招呼都沒有就強行征走，卻以幾十數百倍的出讓價格賣給開發商，農民從土地中獲得的整體收益，不到其中的5%，還被官僚和基層政府層層拖欠和克扣。其不僅導致農民的利益被嚴重剝奪，而且導致官民關系緊張，亦使城市房價成為城市居民不堪承受之重。而鄉村兩級未經縣以上政府征收過程，直接在農地和農村宅基地上蓋房向城市居民出售的小產權房，則一直被宣布為不合法并且得不到現代金融體系的支持。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向農民直接購買宅基地和房屋，也不受法律的產權保護，加速了在城市化過程中農村房屋特別是城市遠郊區農房的貶值。
　　如果農民宅基地的自由流轉得以實現，則將意味著在符合城鄉總體規劃、繳納國家稅收等一系列條件下，城市郊區"小產權房"的合法化有了一定的突破口；同時，那些業已被城市高樓大廈包圍的"城中村"，也應該獲得更多自我發展自我改造的權利；再一方面，城市居民向農民直接購房的法律禁區也應被打破。其結果，是中國的城市和鄉村共同收獲前所未有的"土地福利"。
　　一是遠郊地區的農民可以通過出售宅基地和房屋獲得一筆不菲的進城創業和安居資本；二是近郊地區和城中村的農民可以通過聯合開發房地產實現自我改造自我發展自我城市化，其土地收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三是土地供應的壟斷局面得到緩解，房地產的壟斷超額利潤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擠壓，城市居民和進城農民可以以相對合理的價格購買或租賃"城中村"或郊區房產——它又進一步降低城市服務的成本，實現城市的貧富混居，為所有城市居民提供更為便利和價廉的服務，也給城市中的中低收入者和進城新移民提供更好的上升空間。
　　這其中，一切秘密的源頭就是各級政府不要與民爭利，把民眾的財產自由和發展權利還給民眾，民眾的自我發展自我創造就會創造出源源不斷的經濟和社會奇跡。而政府雖然在眼前損失了部分直接出讓土地的收益，但是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穩定進步，卻可以給政府帶來更為穩定和源源不斷的稅收，以及，社會安定和諧的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