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中國股市在“低迷”狀態中前行。盡管市場已經出現了“筑底反彈”的樂觀判斷，股價也出現了局部“俯臥撐”的態勢，但是，整個走勢還是依然顯得“信心不足”。

　　造成中國股市這樣“慘淡”的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美國次貸危機爆發，通過歐美資本市場價格動蕩的溢出效應和原油等大宗商品的價格高企，嚴重影響了像中國這樣對外依存度較高的新興市場國家的企業業績和資本市場的信心；輸入型通脹壓力和流動性過剩現象使得央行緊縮性的貨幣政策無法松懈，這可能會導致資本市場的流動性和企業投資所需要的資金顯著減少；此外，大小非解禁、央企(重組)上市等打破了市場不穩定的資金供需平衡結構；而控制大盤權重股的企業業績表現不佳，從而拖累股指；再者，“情緒市”代替了“政策市”，去年股價“透支”的表現改變了市場現在的投資心態。隨著目前向下調整的股價屢屢“擊破”市場預期的“政策支撐”點位，大家對“救市”行為的理解就與監管部門“制度治理”的價值觀產生了背離的“氛圍”——股價嚴重下挫時，并沒有因為政府一次次對股市發展及其制度完善重要性的強調而產生實質性扭轉。而最近熱錢“詭秘”的離場（伴隨國內散戶的羊群效應）也可能在高位打壓股價的抬頭。
　　面對上述錯綜復雜的“利空”因素，是先盡快扭轉目前股市“資金面”的失衡來創造投資價值，還是加快股改的步伐，即通過規范企業上市和改善投資環境等制度建設來創造投資價值，是目前市場對政府“救市行為”的力度及其效果判斷的分歧點。
　　平心而論，在今天市場嚴重缺乏信心的情況下，我們也認為，如何改變股市目前“資金”面上供需失衡的格局，對提振今天的股價確實會起到顯著的效果。可是，靠政府出場，直接調整資金供需失衡問題的“救市”模式，不可避免地會帶來至少兩方面的作用：
　　首先，容易產生一種中國式的“道德風險”。中國企業家們可能會放松對自己融資策略的自律行為——反正政府會為我們所造成的市場壓力而出面買單，只要自己能趕上“低成本”融資的末班車就行。結果，事后真的“無法”對“惡意圈錢”的行為進行嚴厲懲罰的話，當然也就無法有效制止今后同類事件的發生；中國投資者的風險意識和對“企業治理”的關心度日趨下降，更多的只是關心價格變動所帶來的財富效應的變化，于是，追漲殺跌的心態就自然形成。這種心態又被一部分基金經理們惡意放大，加速了資本市場大起大落的頻度。
　　其次，由于中國匯改方式的漸進特征和全球流動性追求新興市場高收益的特征，熱錢進入中國市場的規模越來越大，但是近來國際金融市場格局出現反轉，美元持續反彈，新興市場的流入資金出現明顯回流跡象。因此，當前如果政府輕易“救市”，就有可能讓溫存在股市中的熱錢趁機套現離場。
　　總之，對于中國股市，現在就要讓它脫離“政策市”的機制，不現實也不負責任，但不管怎樣，還是存在好的“政策市”和壞的“政策市”的問題。前者能提振市場的信心，增強全社會承受和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也能及時對不良的交易模式發出“監管”的信號和舉措，從而能加強政府在市場中的信賴性和政策的有效性。相反，壞的“政策市”，卻會助長“道德風險”，放大外部因素所引起的市場波動，激化股市中風險和收入的不公平分配，削弱政府的管理權威性，從而破壞社會的和諧，放慢中國市場化改革的進程，影響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所以，我們要好好總結海內外“政策救市”的經驗教訓，合理選擇“資金”救市或“制度”救市的最佳時機和最佳手段，建立上下共識，齊心協力，加快中國資本市場健康化建設的步伐。真正讓中國的企業通過一個制度完善的資本市場“做強做大”自己的品牌和產業。讓中國的投資者從企業的真實業績中，分享到中國經濟增長厚重的果實。為此，政府決策部門應該義不容辭地承擔起目前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所需要的、建設一個好的“政策市”的義務和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