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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最新出臺的七大利好消息中，惟一實質性利好是將分紅與再融資掛鉤。
根據中國資本市場的誠信度，要約束圈錢、單向融資傾向，固化紅利政策是最好的辦法。我們在鼓掌歡呼、靜候細則出臺的同時，還得本著幫助證監會、為上市公司全體股東負責的態度，追加兩條——上市公司首發時，必須將分紅比例寫進公司章程；從股改前延續而來的存量——1300多家上市公司，必須做出補充承諾，將固定的分紅比例寫進上市公司章程，否則凍結上市公司大小非的解禁權。
反對將分紅與上市公司融資聯系在一起的人認為，此舉是對于資本市場的反對，將阻礙市場效率，這是胡說。
先看國外資本市場：道30上市公司的市息率在2.5%到3.5%之間，他們以分紅、派息的辦法，顯示自己對投資者的信托責任——季報出臺后固定分紅，分紅比例隨季報業績上漲，只要季報業績不到破產地步，仍然執行原分紅水平，所謂上不封頂，下面有底。
以著名的花旗集團為例，1991年遭遇美國經濟衰退，公司資本金不足，引入投資大王沙特的薩義德王子作為財務投資者化解危機，令人吃驚的是，為了保證信用，繼續按照原分紅政策向投資者分紅。
再看中國歷史上的資本市場。筆者在
《清末股份公司為什么必須分紅》一文中論證了分紅在低信用市場中的必要性。在中國第一批股份制企業發行的股票中，全都明確規定了利息率，而且絕大部分是不管企業效益如何都必須發給的“官利一分”。最早的招股企業輪船招商局的股息是“每年壹分生息”，湖北礦務總局是“按年八厘起息”。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股份制企業的規章制度中，相當部分企業仍然有這樣的規定，只不過將“官利”、“馀利”改稱“股息”和“紅利”。
清末股份制企業不得不分紅：一是信用文化根基尚淺，企業不承諾分紅，沒有人愿意貿然投資；二是對普通股東被剝奪的權利的補償。清末主要股份制公司是一些官辦或者官督商辦企業，普通股東的產權、管理權被官方硬生生剝奪。為補償對股東權利的剝奪，必須以固定分紅的形式加以彌補。
周洛華先生最近一直“吁請制度救市”，建議“證監會鼓勵公司通過發行公司債去融資，而且不鼓勵發行分離式可轉債，發行利率不得高于過去一年公司對股東現金回報率的100％。比如：公司去年分紅1元，董事會決議發行公司債前十日股價平均在20元，則股息率為5%，公司發行債券(資訊,行情)的利率不得高于10％，且債券存續期內向股東派息率不得低于發行公司債之前的水平”，“對于首發上市的企業要求其明確規定紅利政策，否則不予審核”。實行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用外在的剛性約束，實現“需要融資的企業上市”到“回報股民的企業上市”這一歷史性的轉變。
上市企業完成融資企業向回報股民企業的歷史性變革的過程，也是中國資本市場從圈錢市場的向投資市場轉變的歷史性過程。有關方面遲遲不拿出具體方案，顯然對于上市公司融資急功近利的考慮超過了對資本市場長期健康發展的考慮。目前，急功近利已經走到死胡同，從股改前的“一提國有股減持就狂瀉”發展到現在的“一提大小非減持就狂瀉”，可謂雙輸局面。實行二次股改，以分紅、回報為具體指標，約束融資欲望，使具有信托責任的上市公司取得優先融資權，才是根本之道。
至于具體的技術問題，股改之時兩個著名的案例可供借鑒。當時寶鋼承諾在股改通過之后3年內實行固定的分紅政策，無論寶鋼業績如何，向投資者分發每股3毛的紅利。這么好的樣本，為何只有在股改時有求于普通投資者時才能出現？股改后理該延續這一好傳統。即便做不到寶鋼模式，我們也應該向粵電力模式靠攏，當時粵電力提出，將可分配利潤的50%作為紅利分配給投資者。
股改時能夠做的，獲得流通權之后就將紅利政策束之高閣？股改時要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股改后就不需要了？這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紅利政策不僅不能消失，反而應該固化，通過二次股改的方式，在公司法、證券法的基礎上體現國九條對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的要求，直至真正實現中國資本市場上的大小非和中小股東之間的利益一致，用提升公司投資價值的辦法應對大小非減持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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