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金融改革近期迎來了更多“利好”信息，在銀監會和央行推出《關于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之后，日前央行又正式表態將適時推出討論已久的《放貸人條例》，從而給予民間借貸以合法地位。

　　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村金融一直是理論分析和政策研究的焦點，但也是實際改革力度最緩慢的金融領域。2004年到2008年，中央“一號文件”幾乎成為農村改革的代名詞，而農村金融的發展癥結也日益凸顯出來。要真正使農村金融擺脫中國金融發展的“短板”地位，恐怕需要在理念、思路與路徑方面有更大的突破。
　　回顧歷史，筆者認為，中國農村金融改革大體上可分為四個階段：
　　從1979年到1995年，主要是農村金融支持度、自由發展度的提高，到1991年，中國農村已經形成以合作基金會為主體的、發達的民間金融體系；從1996年到2002年，農信社在農村金融中的地位不斷提高，但農村金融自由度在下降，民間金融受到較大壓制，政府在治理整頓農村金融風險同時，卻也走向了極端，從1999年起基本關閉了合作基金會；2003年到2005年，農信社為擺脫歷史包袱進行了商業化、市場化改革，農業銀行亦在加快商業化步伐，而農發行的政策性金融支持有限；2006年至今，村鎮銀行等新型金融機構得到試點和發展，農村金融自由度再次得到解放，但改革戰略主線卻更加模糊并面臨更多的難點和挑戰。
　　可以說，與整個經濟金融改革進程相比，應該說農村金融改革還不夠成功，通過梳理農村金融的發展階段，背后有幾方面問題值得關注。
　　首先，對直接金融支持“三農”的關注不足。迄今為止的農村金融理論與政策，都只集中于銀行體系方面，很少考慮到形成系統性的直接金融改革政策，這也使得農村金融缺少了重要的一環。近期高盛、德意志銀行等國際投行紛紛斥巨資收購我國多家養豬場，也說明了農村直接金融有巨大的發展前景。因此，在農村金融總體戰略中，應該把促進各類農村股權、債權融資機制改革納入進來。
　　其次，對政策性金融的定位容易走極端。過去我們曾經把政策性金融予以泛化，現在卻又有了弱化的傾向。實際上，在很長時間內，中國農村還是需要不完全以營利為目標的政策性金融支持，考慮到農村對城市化的長期補貼作用，這在效率和公平方面都是合理的。應該說，與大量直接投入到農村的財政資金相比，政策性金融模式相比具有更高的效率。在此背景下，理應圍繞農發行來打造更加強有力的政策性金融體系，實現對從農村建設與農民生活的全面支持。
　　再者，對合作金融的發展定位不清晰。目前的農信社改革基本以控制風險為目的，并且由于合作金融法規的缺失，目前農村信用社在性質、地位、設立、經營、監管、清算重組及財稅貨幣政策等方面，都與商業銀行日益趨同。要真正發揮合作金融對農村發展的作用，就應借鑒許多國家的歷史經驗，通過完善相關法律與制度，規范發展各類合作性金融組織，使其在享有特定政策優惠同時，必須服務于特定農村領域。
　　還有，對商業金融支持“三農”期望過高。隨著風險收益標準的提高，商業銀行撤出農村領域是難以避免的。對此，政策的重點不在于要求商業銀行承擔違背商業原則直接支持“三農”，而應該著力培養農村零售金融機構，為商業銀行提供發展農村金融批發業務的渠道。
　　另外，對民間金融的放開程度還不足。農村經濟運行的特點，決定了私人借貸的繁榮是不可避免的。對業已存在的這類金融活動給予合法地位并加以規范，顯然利大于弊，這就要求給民間金融正名的決心和力度更大一些。
　　再就是從金融組織構架來看，尚未認識到農村金融發展的重點在于本土零售機構的缺失。通過大力發展零售銀行，才能使農村金融資源的供求實現有效對接。因此，現有的新型農村金融機構改革尤其要注意這些，有些村鎮銀行改革已出現了“好大喜功”的傾向，這是必須避免的。
　　農村金融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理順改革中的決策沖突。事實上，由于缺乏整體思路和推動者，現有各監管部門推動的改革經常出現不協調。例如，銀監會的本質職能是控制風險，而推動農村金融機構改革則不得不承受適度風險，因此作為改革推動者，銀監會的政策就具有內在矛盾性。對此，未來由更高層次的金融監管協調機構來推動農村金融改革，顯然也是必要的。
　　總之，在較長時期內，中國應該構建直接金融與間接金融全面發展的農村金融體系，而在間接金融方面，則需政策性金融與合作性金融并重、商業性金融與民間金融為輔，其重點在于打造本土零售機構作為農村金融供求的承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