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上海證券報》報道，從今年7月開始，浙江將逐步開展小額貸款公司試點，首批小額貸款公司經審核、依法注冊登記后，將于9月初正式開展小額貸款業務。這并不意味著民營銀行春天的到來，也不是地下錢莊合法化的開端，而是農村小額信貸這一民間金融資本的政府管理和引導模式的推廣。

　　小額信貸可以解決一部分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但絕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融資難。目前我國出現的問題并不是資金短缺，而是在資金被行政凍結出現的民間利率恐慌性上漲，造成企業融資成本成為不可承受之重，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命門。
　　小額信貸公司與其說是政府放行民間金融公司的嘗試，不如說是政府管理民間資本的艱苦努力，但對民間資本管制恐怕很難成功。以利率而言，目前民間信貸市場利率已經達到高位，在北京地區，向民間貸款公司抵押房產貸款，月利率通常為8%，折合年利率高達96%。目前央行規定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是7.47%，民間貸款公司利率是基準利率的12.85倍，溫州等地的民間利率大多如此，月息達到6%、8%左右。試想，民間資本怎么可能放棄如此高的利率，轉而成立小額信貸公司受制于人，在銀行利率的碗里分羹呢？
　　利率急劇上漲是資金擁有者無良嗎？否，是銀行信貸緊縮與實體經濟風險加大的結果。浙江溫州、江蘇吳江、福建晉江和廣東東莞等地的此類民營制造企業正面臨倒閉的生死之痛；反映在金融領域，就是貸款不確定性增加，壞賬風險上升。實體經濟面臨的原材料上升、人民幣匯率上升、出口退稅等一系列難題，這些風險通過信貸價格上升的方式反映到金融市場。民間利率上升是銀行信貸緊縮與實體經濟下滑的結果，現在央行試圖控制民間信貸利率，其實是想將政策的負面效應轉嫁給所有的金融機構，一定會遭到市場的反彈。
　　從某個層面上講，信貸政策是激勵機制，通過信貸價格上升，篩選出可以通過信貸價格考驗的優質企業，通過放開信貸使金融機構建立內部的市場篩選機制。目前一刀切地緊縮信貸的做法，甚至輔之以窗口指導，按照趙曉先生的說法，無異于使大多數企業考試不及格，目前的信貸與一刀切的利率政策成為錯誤激勵的樣板。
　　在我國經濟面臨轉折期的關鍵時刻，有關方面必須改變激勵機制，給予銀行一定的利率自主權，同時放松信貸，給制造企業以喘息之機，貨幣政策與財稅政策合作，幫助中國企業渡過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