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眾多機構的報告都在憧憬未來美元轉強的可能性。
從根本上講，當全球經濟定格于當下的兩極結構以后（消費在美國，投資和制造在美國以外的世界），就注定了美元的弱勢變成一種趨勢性，很難逆轉。因為從經濟學意義上講，消費型社會的生產率進步很難趕上生產型社會。
從歷史上看，美元的強勢無外乎兩種方式。一種我稱之為
“主動性轉強”。美國經濟體產業要出現新“亮點”，就像里根克林頓時期新經濟革命，1994年—2001年是一輪長達7年的強勢美元時期，高利率強勢美元將全球資金引至美國，主導全球性的產業結構調整。
這個過程在1998年后基本完成，世界經濟從來沒有如此清晰地劃分成了兩極，特別是在東亞地區事實上又回到以國別貨幣作為國際貨幣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元本位。應該講，美國呆在這種結構中是非常舒服的，美國的高消費、低儲蓄，中國的高儲蓄、低消費，由此累積的大量順差，又以美元資產的方式不斷回流美國，所謂“雙循環”機制。美國以外的新興市場國家既從實物上補貼了美國，還從資金上支持了美國，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
只要這種狀態能夠持續，美國經濟體內部又如何再次產生全球產業結構大調整新的動力呢？所以說，聯儲和財政部官員每隔一段時間都出來表述一下
“強勢美元符合美國利益”，只能理解為“政治秀”，不能太當真。美元“主動性升值”的場景或許永遠被塵封成為歷史。
這種獨特的美元循環鏈，猶如溪水逆流，當然有悖于經濟上的合理性，但又無可奈何，而且具有相當強的穩態性。因為不斷增長的全球貿易、以及世界其他國家不斷增長的對國際儲備資產的需求，客觀上都需要美元及美元定值資產的供應不斷增加，這成了近十幾年來世界經濟的一個基本常識，意味著每一個國家都要儲備美元，儲備美元就意味著多賣少買或貿易順差，要不就是向美國或他國借儲備貨幣，但最終唯一地還得靠貿易順差來償還。
這種國際金融秩序當然存在著內在的不穩定性。美元的背后沒有黃金的支持，而美國政府債券的背后也不需要美國國內儲蓄的支持，美國的這種“鑄幣稅特權”必然推動美國的經常賬戶逆差不斷擴大，從而形成了所謂的“新特里芬悖論”。這是一個根本性矛盾之所在，不可能調和，最終只能以某種危機的方式得以修正。
這就是我要講的，另一種方式——“美元被動性轉強”，并不是說美國生產率突然發生了變化，而是新興市場國家“扛”不住美元貶值造成的高通脹，經濟硬著落，先行潰敗下來，需求驟然下降，資金自然撤出商品市場，回流美元資產，美元順勢轉強，美國通脹解決了，全世界的通脹問題都解決，因為其他國家承擔了調整成本，陷入通縮。在這個資金回流的過程中，累積在新興市場國家的龐大儲備大幅下降，與此對應的是，美國對外負債大幅下降，可以再重新開啟新一輪美元貶值的周期。這種情況可能是未來全球經濟發展過程中，美元階段強勢的惟一表現方式。
我越來越感覺，當下世界的經濟結構實在是太難打破了，在美元短暫轉強結束后，無非是新的一輪美元貶值趨勢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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