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政部日前公布的“2006年度中華慈善獎”的候選名單上，民間慈善組織以各種名字出現，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從事公益活動，幫助困難群體。記者采訪了解到，這些民間慈善組織自己卻面臨諸多問題。 本報記者 徐速繪 攝 胡冠華 攝

    “我想”“順其自然”“交大黨員”……在民政部日前公布的“2006年度中華慈善獎”的候選名單上，出現了這些“特殊”的名字。
    這些“名字”背后，是“民間慈善組織”。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從事公益活動，幫助困難群體。記者采訪了解到，這些民間慈善組織自己卻面臨諸多問題。

民間慈善組織已有上百萬個

    “燈塔計劃”是一個致力于農村支教的義工組織。創始人之一陸蔚君介紹說，幾個廣州的“驢友”，結伴去全國各地旅游時發現，不少農村學校雖然建立了電腦室，卻通常大門緊閉，一問才知道，原來是因為老師也不會用電腦。
    他們意識到，眼下，農村教育的硬件設施雖然有所改善，但在師資方面還有很多不足。為此，他們發起了“燈塔計劃”，組織高校學生和老師去農村支教，借以改善偏遠地區師資力量薄弱狀況。
    自2003年成立至今，“燈塔計劃”已經組織了七次大型義教活動，參與下鄉義教的義工達1000多人次，義教地點分布于廣東、廣西、湖南等地的11所鄉村學校，前后服務時間近90000小時，接受服務的學生約2500人次。
    “有時間做義工，有困難找義工”是江西萍鄉義工社打出的口號。萍鄉義工社，從2004年9月開始由一些社會熱心人士自發組建，現有來自該市各事業單位的義工50多名。據負責人雷女士介紹，目前，該社主要工作是在貧困地區開展助學活動，義工經常去一些偏遠鄉鎮調查救助對象檔案，去失學孩子家“考察”。
    山西太原，有一個叫王一森的殘疾人。2002年，他創建了光明義工互助中心，主要從事對社區困難群體的幫扶，一度擁有2000多名義工，在當地影響大。
    陸尉君說，民間慈善團體的參與者，是樂善好施的社會成員。
    據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博士介紹，這類組織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在中國興起，估計目前在全國各地已有上百萬個，它們是公民自愿發起、為公益目的設立、獨立運作的民間組織。
    如今，民間慈善組織已是一股不可小視的力量。據民政部統計，2006年，國家共募集慈善捐款約100億元，其中，通過政府渠道募集的有35億元，其余為各類慈善組織或個人募捐。

民間慈善公益組織之困

    因為是“草根”，許多民間慈善公益組織游離于現行的制度外。“燈塔計劃”雖然影響較大，運作也相對完善，但陸蔚君卻有一肚子的“苦水”。
    首先，沒有正式身份，一直想注冊卻找不到主管部門。目前，“燈塔計劃”作為中山大學公民社會中心的一個研究項目來運作，有時會被他人懷疑是“非法組織”。沒有獨立的主體資格，就無法在銀行開設賬戶。前不久，百事可樂公司有意捐款，但一看賬戶是其他名字，只好放棄。
    根據我國現行法律規定，政府對民間組織實行的是雙重管理體制，民間組織不但要到民政部門注冊，還要掛靠一個業務主管部門。除此之外，到民政部門注冊，需要滿足資金、場所、人數等條件的要求，并繳納一定注冊費。
    據劉開明介紹，由于大多數政府部門不愿意做這些組織的業務主管部門，目前，90%的民間慈善公益組織沒有注冊或是進行工商注冊。
    廣東漢達康復協會是少數獲得注冊的民間組織之一。該協會的秘書長陳志強說，即便如此，仍然有幾大“困難”制約協會工作的開展。其一，不能進行公共募捐，相關法律規定，只有經過注冊的基金會，才能公開向社會募捐；其二，協會要繳稅；其三，相關法律規定，一個地區只能有一個同類型的組織，各地有衛生部門成立的相關組織，這給協會開展活動帶來諸多不便。   
    其次，“身份”的缺失，制約著這些民間義工組織自身的完善。陸蔚君說，由于不少志愿者對鄉村教育的研究不夠深入，對農村孩子心理不是很了解，因而，教學方法上有待改進……
    山西省紅十字會副會長馮晉生說，雖然社會需要義工，許多人也有做義工的熱情，但由于現在許多地方民間義工組織處于起步階段，大多數義工沒有接受過系統義工培訓。
    此外，公眾不信任和不理解，也常常令民間慈善者感到委屈。
    王一森說，公眾經常把民間義工等同于“學雷鋒”。還有不少人質疑義工“善意”的背后，隱藏著功利動機。

出路：完善法律制度

    與“草根組織”“民間組織”等各異的叫法相對，劉開明更愿意把這類組織稱作“公民社會組織”，他認為，它們是為推進公民社會建設的公益目的而適時出現的。
    劉開明認為，“公民社會組織”是公民自愿發起、為公益目的設立、獨立運作的民間組織。
    中山大學公民社會中心主任朱建剛博士認為，“公民社會組織”的興起，有利于“志愿者精神”的形成，因為參與者完全出于自發和自愿。“志愿者精神”是一種公民美德，是公民社會的核心，可促使人們形成一種集體意識，進而形成社會的良好格局，增進公民對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認同。
    朱建剛認為，“志愿者精神”是公民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的表現，也是構建公民社會與和諧社會的內在動力，一方面，可促進公民的社會參與，增強公民社會歸屬感，促進社會凝聚和團結，另一方面，可傳遞社會福利。
    朱建剛介紹，志愿者有組織從事社會公益活動的出現和興起，與國家的開放、社會的多元化和包容，有直接關系。我國志愿者組織，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政府推動下，發展迅速。志愿者的理念被廣泛傳播。但同時，由于大多數志愿者組織是由政府牽頭或組織的，大多采用“動員式”的組織方式，參與者并非是出于自發或自愿，因此，“志愿者精神”被打折扣。
    朱建剛說，為了促進民間組織良性發展，應讓志愿者組織合法化，并規范其管理，保護其正當權益；同時應提供鼓勵性政策的支持，推動其進一步發展。
    一些民間人士表示，民間組織之所以難找到現行法律要求的主管部門，是因為各部門有自己的本職工作，平時管不著，出了事卻要承擔責任，因此，不愿意出面主管。
    劉開明說，民間組織也要加強自身建設，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并提供優質服務，形成良性的行業規范。